难不难，作为一个亲历者，宋木文的感受应该有一定代表性。对于难之原因，宋木文的分析是，这部法律有它的特殊性。
著作权法要调整更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实力部门和利益群体的影响和制约；它是一部保护无形财产的法律，重物质财产轻知识财产的观念影响了它的制订与修改；随着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要求对权利内容和客体进行新的调整，这又不能没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总之，对这样一部既涉及广泛的利益群体，又不被普遍了解的专业性法律，其制定之难、执行不易，都在所难免。
在中国的立法史上，
著作权法的制订、尤其是修改，不知道是不是最难产的。但有一点，以国务院之尊，提交草案又撤下，定不多见。撤回的理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需进一步研究。
2 第43条与利益平衡
而在所有的不同意见中，争论的主要焦点有两个：第43条是否或如何修改；新技术尤其是网络传播的发展是否要体现在新的法律中。如果说，草案没有反映网络技术的发展，主要说明对网络发展形势认识、估计不足；而第43条之去留恐怕更多基于基于各方利益的冲突与避趋。这恰恰验证了宋木文的分析：
著作权法要调整更为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国务院在提请审议中指出，修改工作要按照我国对外承诺，对法律中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有关条款作相应改动；根据技术发展的新情况，增加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审议中曾提出，对
著作权法的修改，要有利于三种关系的正确处理：权利人、传播者和公众的关系，履行国际义务与国内著作权保护的关系，以及高新技术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就法律修改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争议来看，其中最难处理的，不是有关高新技术，甚至不是国际义务之履行，而是前者。多年来，文艺界、著作权界一直为第43条开会、调研、游说，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而
著作权法修改最终能有一个各方满意的结果，从根本上离不开立法部门上述立法理念。所以，一个简单的法律条文，包含着一道深刻的立法难题。利益平衡，这是应该是永恒的立法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