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如果采用美国模式，即必须以普通法院拥有
宪法解释权为前提。美国宪法本来没有规定
宪法解释权归属，1803年的马歇尔判决指出，如果法律和
宪法的内容发生冲突，何者的效力优先？如果
宪法的效力优先，那么法律抵触
宪法的部分无效，有谁来判断法律无效？马歇尔判决最后得出结论说：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阐明
宪法和法律的意义是法院的职权，从而创造了由法院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宪的先例。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宪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宪法解释的权力，有权撤销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2000年制定的
立法法进一步排除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
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
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的要求。所以，采用美国模式的违宪审查制，是与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
宪法体制相违背的。我国在修改
宪法关于违宪审查制度的规定之前，最高人民法院不能以自己违宪，破坏
宪法既有规定为前提，争取
宪法解释权。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目的是维护
宪法至上，
宪法至上就不能允许任何捍卫
宪法，落实
宪法规定为旗号，去约束他人违宪行为，自己却先违宪了的活动。
我国如果采用美国司法审查模式，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即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在判例法国家里，最高法院对于某个法律是否合乎
宪法的判断，是针对具体当事人作出的，它依附于具体的判决中，只是具有个别的效力，但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院要受到遵循先例的约束，因此，为最高法院所拒绝适用的法律在下级法院同样遭到拒绝，使得个别效力变成了一般效力。成文法国家里采用美国模式的，只有日本国一家。日本国的法院作出法律不合乎
宪法的判断，只能在个案中否定法律的个别效力，但不能否定一般效力，所以出现悖论：同一个法律，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则可能失去法律效力，但如果不提起诉讼，仍然有效，从而造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混乱。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与判例法国家的背景相吻合的，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采用司法审查，也会马上产生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
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并不是毫无借鉴之处。美国的司法审查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法院对国会制定法律是否违背
宪法进行审查，即违宪审查；第二，法院对政府制定规章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乎国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即司法复审，相当于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我国的违宪审查权，
宪法已经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行使，但至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的审查，目前
行政诉讼法仅规定几种有限的具体行政行为，公民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进行是否合法的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