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德治及其相互关系-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举秋菊的例子绝不是说不应要法律，不应宣传法律，不应建立法治国家，作为一名法制工作者而言，这是笔者不可推卸的神圣的职责。然而，通过秋菊的例子，我们不可否认，法律是有其局限性的，这种局限性不仅反映在它的时间性上——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必然使其产生适用的超前或滞后的问题，还反映在它的地域性和技术性上——法律只能是原则性的，是普遍的而非具体的，同时，法律作为人的理性的产物，不论是个人的理性还是众人的理性，都只能是一种残缺的理性，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境地。在某些地方或某些场合，法律的执行是苍白的，这并不是人们对于法律有厌恶的观念——秋菊不是主动的向法律伸出了援助之手吗——而是人们的行为更多的受到的是道德、习惯、习俗的制约和控制。在秋菊的那个小村子，人们对道德、习惯和习俗的崇拜和信仰远远的大于法律，法律在那个充满人之间默契与预期的社区中反而显得可有可无。这便是笔者对本节一开始所提问题的回答：一个国家只有良好的法律并不足够——很显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法律对村长作出了适当的处罚，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法律是良好的并自觉的普遍的遵从，这种法律已符合了法治的要求；法律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并不能穷尽一切社会问题，仅靠法律是不能对社会实现优良的控制的，甚至，在某些场合，道德、习俗的作用也许远远的大于法律，而代替着对会进行着优良的控制。
　　有人说，这是农村的例子，在那里，法律未得到普遍的宣传和适用，这才出现了法律的尴尬，这是人民法律水平不高而带来的问题，只要通过法律宣传，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变的，因此，当法治国到来之时，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同样无须德治。
　　反驳这种观点，我们还是来看看身边的例子。今天的报纸又登了一条消息，在继泔水油、毒土豆、毒豆芽、毒面粉、毒荔枝之后又出现了毒豆腐干，这是究竟为什么？是没有相关的法律？是这些不法的商人不懂法？是法律的打击力度不够？都不是，也许马克思的话可以为我们找到答案：“由于买和卖的分裂”，“许多寄生者就有可能钻进生产过程并利用这中分裂来牟利”。只要搞市场经济，总不免有为百分之二百的暴利而不怕上绞刑架的玩命犯法的行为。⒂因此，单靠“严打”，单靠法制，是不行的，法难责众，更难调动全社会力量扭转社会的风气。在立法蒸蒸日上的今天，偏有人有法不依，甚至有法不怕，如何救治，恐怕还是得在法治的前提下发挥德治的作用了。“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道德，是社会良心，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法律的实施也要靠社会道德的支撑，法治无法拒绝德治的帮助。
　　法治，就如同断臂的维纳斯，散发着，也只能散发着一种缺陷的美。
　　（二）德治——维纳斯的断臂——兼论德治的作用
　　事实上，在讲法治的需要的时候，便已经部分的提到的德治的作用——法治产生的基础和法治实施的支撑，如何理解德治的这两个作用，便是本节所要论述的内容。
　　·德治——法治产生的基础
　　这便又说到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道德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多层次特征的概念，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人类道德，也有只使用于特定区域的社区道德；既有作为理想的高尚道德，也有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道德。当代价值法学家的著名代表、美国法学家富勒曾把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⒃在他看来，法律所能调整的只是“义务的道德”，而不是“愿望的道德”，因此，“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当我们在河边看到有人落水时，去救，则照例可能通过法律奖励而受法律的调整，但如果我们仅仅是站在岸边，静观事态的发展而未伸出援助之手，法律（至少现今的法律）却并不能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处罚，虽然，也许落水人正是在我们的漠然之下而死。很显然，见死不救是不道德的，会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但无论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还是从一般的学理出发，非法律义务行为应是公民的自治领域，并不由法律强制调整。由此可见，道德适用的范围远远的大于法律，更加的贴近生活，是“最高的法律”。它既是人类维系日常生活秩序、保障其正常交往的需要，也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作为一种社群动物的必然。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要法制，更要靠教育，提高全民道德品行和文化素质。法社会学家N·S·蒂玛谢夫也把法律看作是“道德和命令的协调”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