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缓刑滥用的主要表现、危害及其原因分析
（一）缓刑滥用的主要表现
缓刑滥用可以概括为决定阶段的滥用和执行（考察监督）阶段的滥用两类，决定阶段的滥用主要包括：
1、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渎职犯罪缓刑适用过多、过滥，群众意见大，挫伤了人民反腐积极性。《经济日报》2000年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据统计，某市1997年判决经济犯罪分子104人，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决21人，缓刑19人，占90%；1998年判决97人，其中缓刑63人，占65%；有个基层法院判决6人，全部为缓刑，占100%，这些还不包括免予刑事处分的案件。而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轻判，如何能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3] 再如某省的统计分析表明：近年来经济犯罪、渎职犯罪这两类犯罪的缓刑适用率均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比例。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在35%至45%之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的适用的比例达50%以上，2000年1-5月渎职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甚至达到了73.33%（见附表）。[4]
附表:某省经济、渎职犯罪缓刑适用统计表
年份 项目：起诉人数 判决人数 缓刑人数 缓刑比例
经济犯罪 1997 1406 1035 381 36.81%
1998 1247 1053 436 41.41%
1999 1129 913 327 35.82%
2000/1-5 416 365 145 39.73%
渎职犯罪 1997 179 129 58 44.96%
1998 78 58 30 51.72%
1999 48 33 12 36.36%
2000/1-5 18 16 11 73.33%
众所周知，我国缓刑适用率总体上是很低的，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渎职犯罪的缓刑适用率却毫不逊色，甚至还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很难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人民群众难以接受不足为奇。
2、缓刑被滥用为平衡各方关系的工具。有些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被告人背景深厚，法院压力大。在判不是不判又不行的两难中，设法判缓刑，皆大欢喜。还有一些案件被告人并未构成犯罪，或者按照
刑法第
13条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但迫于所谓民愤的压力，或者为满足受害人的不正当要求，或为迎逢某些权势人物的“指示”、要求，先定罪量刑再宣告缓刑，以求息事宁人。
3、
法官法外恤情，滥用缓刑。有些案件，被告人其情可悯、可怜，群众亦要求轻判，但若严格依法处理，并不符合缓刑的条件，于是有些
法官法外恤情，“设法”判个缓刑。我曾接触到这样一个案件：哥哥考上大学却为高额学费一筹莫展，已经因家境困难而辍学的弟弟为帮助哥哥圆大学梦，盗窃4万元。事发后，法官“大胆” 判处弟弟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5000元。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盗窃4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按照
刑法第
260条规定应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该法官的处理显属畸轻。但他的做法却受到人们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