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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范式由于自身的危机而不得不由一个新的范式代替它，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范式转换在不同的场合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层面。桑托斯造反了其中的两种转换形式：认知转换与社会转换。认知转换比社会转换更容易被发现，认知转换存在于现代科学的主导范式和一个新的被桑托斯称之为“体面生活需要的审慎知识”的应急范式之间。社会转换主要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间体系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尽管每一个转换都涉及到多方面问题，桑托斯仅仅阐述其中一部分。在认知转换方面，桑托斯主要阐述它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它的条件。在社会转换方面，桑托斯接受杜克海姆的经验，把法律和它的表述方式作为社会权力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尽管这两种转换方式不同，它们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认知转换：现代科学危机及其范式转换
现代范式与资本主义有着契合性。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科学技术进步，首先是自然科学发展，随这是社会科学发展。作为现代范式重要表征的现代科学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发展。科学发展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灾难。上前人类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生态灾难、原子威胁、臭氧层破坏、生态技术、基因工程以及最终把人的身体变成商品。桑托斯对现代科学给人类造成的灾难非常关切，他认为建立在贸易和决策程序与制度科学化理性化基础上的永久和平导致战争技术提高以及其破坏力的空前扩大。他引用吉登斯（Giddens）提供的数字加以说明，在１８世纪大约有４４０万人死于６８场战争；在１９世纪，大约有８３０万人死于２０５场战争；而在２０世纪，大约有９８８万人已经死于２３７场战争，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１８世纪和２０世纪之间，世界人口增加了３．６倍，而战争灾难造成死亡人数增加了２２．４倍。并且，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那种建立更加公正、自由的社会前景被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南北之间日见扩大的差距所替代。在２０世纪，有比以往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甚至在发达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不断增多。[注４]
现代科学本身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现代科学的理性模型从１６世纪的科学革命时起就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性模型在１９世纪被社会科学采用，从那时开始全球进入科学理性模型时期。科学理性轻视两种非科学知识形式，即常识和人文学。这种科学理性，由于是全球模型，因此也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型，它反对一切与它的认识原则和方法原则不同的全部知识。而新范式的倡导者积极反对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权威。这种新的观察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方式导致两种基本的分类：一个是在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另一个是在自然与人类之间。现代科学通过自由的、公正无私的、系统的以及尽可能精密的方式观察自然现象。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现代科学中，得出两个结果：一是认识意味着定量分析。科学的精细在于精密；二是科学方法是建立在去掉繁文缛节基础上。世界是复杂的，人类不可能完全掌握它。认识世界，也就意味在它们中间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入不同的类别里。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的规律分成四种原因：物质因、形式因、效能因和结果因。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规律是一种形式因，注重规律是怎么发挥效能的，而不管它的动因或目的是什么。结果，科学知识与常识分裂开来。实际上，在常识中，原因与目的能够协调好；而在科学里，评论形式因也就意味着要忽略目的。建立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科学知识有其方法论假设，即世界是稳定和有序的，先前发生事情将来仍将发生。
桑托斯还批评一些学者不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巨大差异，把自然科学规律简单地套用到社会科学里的错误，指出有许多迹象表明现代科学理性范式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危机。他认为，首先这场危机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我们正经历着自爱因斯坦和量子物理学以来的科学革命，并且不知道这场革命何时结束；第三，尽管通过推测现代范式已经摆脱了这场革命，但仍然可以确信现代范式将经受崩溃危机。[注５]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范式必然会遭受危机，并且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加剧现代科学范式危机：第一，现代科学范式缺陷的发现是它创造的知识本身的一个巨大进步。知识的深化掩盖了它的缺陷。第二，知识的精确（如量子物理学）为现代科学范式危机创造了理论条件。第三，数学方法的精确为现代范式危机创造了条件。第四，过去二十年中微观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的知识加剧了现代范式的危机。[注６]并且桑托斯认为，法律要领与因果关系概念出现了问题。自然规律的发现是建立被观察现象是相互独立的基础之上的，规律的简单化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其武断的归纳，这些知识限制了我们进一步观察现象。由于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知识，它关闭了其他了解世界的方式的大门。因此代科学知识是一种悲惨的、毫无吸引力的知识，把自然界变成了一种自动化机器。并且科学的精确是建立在数学精密与量化分析基础上。因为它是量化分析的，所以它也是非量化分析的。总之，科学的精确性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精确，在维护科学家的个人存在的情况下，却破坏了自然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得到了精确性，却失去了丰富性。[注７]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一直纠缠于主观的或客观的而不能自拔，当选定主观的时候，就失去了客观，从而造成它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这种知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是定性分析的，这不能通过更多的实验或更精密的仪器所克服的。事实上，这种定性分析知识的精确性是有限的。在这些条件下，现代科学范式的危机无疑是不可避免的。这只能通过一个新的范式取代它。
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科学革命与１６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安全不同的。因为这场科学革命早就存在于这个社会，它的新兴范式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直接知识的范式），并且也是一种社会范式（正当合适生活的范式）。桑托斯认为现代性留下了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从管制方面而言是社团原则，从解放方面而言是审美表现理性。在管制的三个原则中（市场、国家和社团），社团原则在过去的二百年中一直被忽略了，甚至被市场原则和国家原则所吸收。在现代范式转变中要注意发展社团原则。桑托斯列出了社团原则的三个构成要素：参与（participation）、连带（solidarity）和快乐（pleasure）。现代科学仅仅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三个要素。在管制与解放之间，由于二百多年过分强调管制，限制了解放，因此解决办法不是寻求管制与解放之间平衡。而是通过倾斜政策支持解放，从而实现社团原则与审美理性在认识上的统一。
桑托斯认为现代范式包括两种主要知识形式：作为管制的知识和作为解放的知识。作为解放知识显示忽略国家的殖民主义和认识国家的连带之间变化轨迹。作为管制知识则显示忽略国家的混乱和认识国家的秩序之间变化轨迹。并且作为解放知识从殖民主义发展到连带关系，作为管制知识从混乱发展到秩序。桑托斯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科学和技术的工具主义理性战胜了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管制的知识战胜了作为解放的知识：秩序变成了认识的主导方式，而混乱则变成了忽略的主导方式。桑托斯认为发展的趋势从作为管制知识转变为作为解放知识。并且，桑托斯认为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区分，它不是发现而是创造。在人类学中，主观代表一个“文明人”，而客观则代表一个“原始人”。桑托斯认为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所有的解放知识都是一种自我知识，所有的自然都是文化。现代科学除了其现代特性以外，也是一种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与男权主义的科学。桑托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是一种性别科学，并且将来所有的科学都是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一种作为管制知识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有关解放知识的科学。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科学转变主要是从作为管制知识转变为作为解放知识。并且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是反对常识的，因为它认为常识是肤浅的、虚幻的和错误的。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分野是人类认识的第一次分裂，即把知识分成两种形式：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这两种形式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从总体而言，常识与现代科学一样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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