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换
程虎
【全文】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范式转换－－桑托斯后现代法律思想述评
程虎＊
序
桑托斯是葡萄牙卡姆诺（Coimbra）大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走向新常识－－范式转换中的法律、科学与政治》是他有关后现代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桑托斯在著作里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为切入点，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现代范式之间既存在差异，又互相渗透与重叠的关系。桑托斯在著作中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现代性已经遭受危机，已经不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价值与伦理、进步的法律以及解放的权力。桑托斯在全文中主要思考三个核心概念，即法律、权力与科学。他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指出现代科学与法律在社会管制（social regulation）与社会解放（social emancipation）两者之间失衡了。因此，为了适应社会转换，必须提出新的话语。桑托斯重点分析了被压迫阶级的法（如擅自占用公地的定居者、避难者、移民以及土著居民），国家的跨国化，法律全球化，人权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作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结构补充的社会权利的产生方式。
“范式”[注１]（paradigm）是桑托斯文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范式转换”（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是他论述的核心问题。范式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任何范式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自然过程。范式的消亡与人的死亡不同，特定范式的消亡意味着将产生一个新范式。从１６、１７世纪开始，现代性作为一种建立在社会管制与解放之间新的均势基础上的富有生命力与革命性的社会文化范式而显现出来。在１９世纪末叶，这种均势逐渐被打破了，倾向于支持管制，而限制解放，到最后后者完全被前者吸收。这就是二十世纪末期，桑托斯所处的背景。而解放完全被管制所吸收标志着现代范式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范式的出现。桑托斯在文中对现代范式持一种批判态度，认为现代范式已经挖掘了一切潜力，并且指出现代科学、法律与政治范式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发展，自身的体系已经非常完备，现代范式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本文就是按照桑托斯关于“范式转换”的基本思路展开述评。
一、范式转换的逻辑起点
桑托斯在著作中非常重视管制（regulation）与解放（emancipation）之意的关系配置，从现代范式到后现代的范式转换都是围绕管制与解放地位变化设定的。管制意味着国家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道德措施对社会进行管理、控制，解放是国家放松对社会的管理、控制。桑托斯认为，社会管制主要体现在三种形式，即权力、知识和法律。[注２]国家利用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国家垄断科学知识，从而排斥常识与人性，国家在主权管辖范围内通过法律进行调整。社会解放就是淡化科学知识对人类影响，提倡常识（common sense）。常识是一种普通知识。现代科学注重理性知识，而忽略甚至轻视非科学知识形式，即常识与人文学（后来包括历史、哲学、法典、文学研究、语言学和神学）。
桑托斯认为现代范式内涵丰富与复杂。现代范式建立两个支点上，即管制支点和解放支点。
每个支点又包含着三个原则。管制首先包括国家原则，主要由霍布斯加以阐释。其次是市场原则，由洛克和亚当·斯密加以发展。最后是社团原则，它是卢梭政治与社会理论核心。国家原则构成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直接的政治义务。市场原则构成了市场主体之间平行的、利己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义务。社团原则构成了社团成员和社团之间平行的、连带的政治义务。而解放则包含在韦伯（Weber）所强调的三个理性原则中，即艺术和文学的审美表现理性、科学和技术的认知工具理性以及伦理和法治的道德实践理性。[注３]很明显，这两个支点都是建立在抽象的原则基础上。因为管制与解放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无论是管制还是解放都尽可能使自己力量最大化，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管制方面，通过实现国家最大化、市场最大化或者社团最大化来强化管制；在解放方面，通过社会惯例的审美化、科学化或者司法化来加强解放。
现代范式一直谋求管制与解放之间的和谐与发展，并且在非扭曲的情况下把这种发展转变为集体和个人生活的全部理性化。这种结合（将一个支点变成另一个支点或者将两个支点合并为社会惯例）确保将不相容的社会价值，如正义与自治、共同责任与差别、平等与自由结合起来。桑托斯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注重管制或者解放是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吻合的。桑托斯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和无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他所反映的现代范式实际上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当然，他所说的有组织或者无组织并不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有序或者无序，而是管制或解放措施哪个占据主导地位。桑托斯认为在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管制与解放处于一种均势。当资本主义进入现代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均势逐渐被打破，管制占据主导地位并把解放包含进去。桑托斯所说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期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从自由放任过渡到加强对社会的管制。
现代范式由于自身的危机而不得不由一个新的范式代替它，事实上这就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范式转换在不同的场合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层面。桑托斯造反了其中的两种转换形式：认知转换与社会转换。认知转换比社会转换更容易被发现，认知转换存在于现代科学的主导范式和一个新的被桑托斯称之为“体面生活需要的审慎知识”的应急范式之间。社会转换主要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间体系与一个或更多的应急范式之间。尽管每一个转换都涉及到多方面问题，桑托斯仅仅阐述其中一部分。在认知转换方面，桑托斯主要阐述它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它的条件。在社会转换方面，桑托斯接受杜克海姆的经验，把法律和它的表述方式作为社会权力的表现形式。事实上，尽管这两种转换方式不同，它们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认知转换：现代科学危机及其范式转换
现代范式与资本主义有着契合性。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科学技术进步，首先是自然科学发展，随这是社会科学发展。作为现代范式重要表征的现代科学推动着社会进步与发展。科学发展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灾难。上前人类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如生态灾难、原子威胁、臭氧层破坏、生态技术、基因工程以及最终把人的身体变成商品。桑托斯对现代科学给人类造成的灾难非常关切，他认为建立在贸易和决策程序与制度科学化理性化基础上的永久和平导致战争技术提高以及其破坏力的空前扩大。他引用吉登斯（Giddens）提供的数字加以说明，在１８世纪大约有４４０万人死于６８场战争；在１９世纪，大约有８３０万人死于２０５场战争；而在２０世纪，大约有９８８万人已经死于２３７场战争，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在１８世纪和２０世纪之间，世界人口增加了３．６倍，而战争灾难造成死亡人数增加了２２．４倍。并且，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那种建立更加公正、自由的社会前景被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南北之间日见扩大的差距所替代。在２０世纪，有比以往更多的人死于饥饿，甚至在发达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不断增多。[注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