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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本身充满着矛盾与冲突。现代科学的理性模型从１６世纪的科学革命时起就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理性模型在１９世纪被社会科学采用，从那时开始全球进入科学理性模型时期。科学理性轻视两种非科学知识形式，即常识和人文学。这种科学理性，由于是全球模型，因此也是一种极权主义模型，它反对一切与它的认识原则和方法原则不同的全部知识。而新范式的倡导者积极反对所有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权威。这种新的观察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方式导致两种基本的分类：一个是在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另一个是在自然与人类之间。现代科学通过自由的、公正无私的、系统的以及尽可能精密的方式观察自然现象。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现代科学中，得出两个结果：一是认识意味着定量分析。科学的精细在于精密；二是科学方法是建立在去掉繁文缛节基础上。世界是复杂的，人类不可能完全掌握它。认识世界，也就意味在它们中间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入不同的类别里。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的规律分成四种原因：物质因、形式因、效能因和结果因。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规律是一种形式因，注重规律是怎么发挥效能的，而不管它的动因或目的是什么。结果，科学知识与常识分裂开来。实际上，在常识中，原因与目的能够协调好；而在科学里，评论形式因也就意味着要忽略目的。建立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现代科学知识有其方法论假设，即世界是稳定和有序的，先前发生事情将来仍将发生。
桑托斯还批评一些学者不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巨大差异，把自然科学规律简单地套用到社会科学里的错误，指出有许多迹象表明现代科学理性范式正在经历一场全面的危机。他认为，首先这场危机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其次，我们正经历着自爱因斯坦和量子物理学以来的科学革命，并且不知道这场革命何时结束；第三，尽管通过推测现代范式已经摆脱了这场革命，但仍然可以确信现代范式将经受崩溃危机。[注５]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范式必然会遭受危机，并且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加剧现代科学范式危机：第一，现代科学范式缺陷的发现是它创造的知识本身的一个巨大进步。知识的深化掩盖了它的缺陷。第二，知识的精确（如量子物理学）为现代科学范式危机创造了理论条件。第三，数学方法的精确为现代范式危机创造了条件。第四，过去二十年中微观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的知识加剧了现代范式的危机。[注６]并且桑托斯认为，法律要领与因果关系概念出现了问题。自然规律的发现是建立被观察现象是相互独立的基础之上的，规律的简单化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其武断的归纳，这些知识限制了我们进一步观察现象。由于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知识，它关闭了其他了解世界的方式的大门。因此现代科学知识是一种悲惨的、毫无吸引力的知识，把自然界变成了一种自动化机器。并且科学的精确是建立在数学精密与量化分析基础上。因为它是量化分析的，所以它也是非量化分析的。总之，科学的精确性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精确，在维护科学家的个人存在的情况下，却破坏了自然界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得到了精确性，却失去了丰富性。[注７]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一直纠缠于主观的或客观的而不能自拔，当选定主观的时候，就失去了客观，从而造成它们彼此之间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这种知识的局限性在于它是定性分析的，这不能通过更多的实验或更精密的仪器所克服的。事实上，这种定性分析知识的精确性是有限的。在这些条件下，现代科学范式的危机无疑是不可避免的。这只能通过一个新的范式取代它。
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科学革命与１６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安全不同的。因为这场科学革命早就存在于这个社会，它的新兴范式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科学范式（直接知识的范式），并且也是一种社会范式（正当合适生活的范式）。桑托斯认为现代性留下了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从管制方面而言是社团原则，从解放方面而言是审美表现理性。在管制的三个原则中（市场、国家和社团），社团原则在过去的二百年中一直被忽略了，甚至被市场原则和国家原则所吸收。在现代范式转变中要注意发展社团原则。桑托斯列出了社团原则的三个构成要素：参与（participation）、连带（solidarity）和快乐（pleasure）。现代科学仅仅是部分地涉及到这三个要素。在管制与解放之间，由于二百多年过分强调管制，限制了解放，因此解决办法不是寻求管制与解放之间平衡。而是通过倾斜政策支持解放，从而实现社团原则与审美理性在认识上的统一。
桑托斯认为现代范式包括两种主要知识形式：作为管制的知识和作为解放的知识。作为解放知识显示忽略国家的殖民主义和认识国家的连带之间变化轨迹。作为管制知识则显示忽略国家的混乱和认识国家的秩序之间变化轨迹。并且作为解放知识从殖民主义发展到连带关系，作为管制知识从混乱发展到秩序。桑托斯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年里，科学和技术的工具主义理性战胜了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管制的知识战胜了作为解放的知识：秩序变成了认识的主导方式，而混乱则变成了忽略的主导方式。桑托斯认为发展的趋势从作为管制知识转变为作为解放知识。并且，桑托斯认为在主观与客观之间区分，它不是发现而是创造。在人类学中，主观代表一个“文明人”，而客观则代表一个“原始人”。桑托斯认为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所有的解放知识都是一种自我知识，所有的自然都是文化。现代科学除了其现代特性以外，也是一种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与男权主义的科学。桑托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是一种性别科学，并且将来所有的科学都是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一种作为管制知识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有关解放知识的科学。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科学转变主要是从作为管制知识转变为作为解放知识。并且桑托斯认为现代科学是反对常识的，因为它认为常识是肤浅的、虚幻的和错误的。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分野是人类认识的第一次分裂，即把知识分成两种形式：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这两种形式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从总体而言，常识与现代科学一样现代。
桑托斯认为人类认识分离是把现代科学与常识之间区别开来，另外还有更重要的认识行为，就是把科学知识变成一个新常识。换句话说，后现代知识必须与被神话的与保守的常识决裂开，不是为了创造一个孤立的、封闭的高级知识形式，而是把它变成一个解放的常识。作为解放的知识应该变成一个解放的常识。后现代知识应该努力恢复常识，因为它认为这种知识形式能够丰富我们与世界之间关系能力。事实上，常识知识倾向于一个被神化的知识，以及它的保守的特性，尽管如此，它的乌托邦的与自由的特性使它与能够与后现代知识进行对话。这种乌托邦的与自由的特性可以丰富我们常识知识的不同特征。常识是不证自明的与透明的。常识知识是非规律性的和非方法性的。它不是人们行为有意识的产物，而是人们日常生活自发的产物。一旦形成，常识就被长期沿用，因此常识具有保守的特征。然而一旦被转化为后现代解放知识，常识或许成为一种新理性的资源。在现代科学中，认识分裂标志着从常识知识变成科学知识变成科学知识的一个质的飞跃；在后现代知识中，最重要的飞跃是从科学知识变成常识知识。
桑托斯从三个方面论述新常识建立：第一，走向新伦理常识：一个连带关系常识。后现代知识不可能在一个技术时代建立连带关系，除了发展一个新的伦理，并且这种新伦理没有被科学与技术所奴役，而是建立在责任原则基础上。第二，走向新政治常识：一个参与常识。在管制与解放之间保持平衡时，倾向于支持把政治简化为一个特殊的、部门的、社会实践，并且对公众参与这些实践进行了严格控制。结果，许多人被排除在这个实践之外。后现代解放知识致力于全球公众生活的再政治化。第三，走向新美学常识：一个再吸引常识。快乐是新常识中美学方面一个构成要素。现代科学是死板的、非情绪化的知识。桑托斯提到了快乐被现代科学知识压缩为两个不协调方面：一方面是大众消费和消费主义意识；另一方面是艺术创作。桑托斯认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结构中，人们工作时间在减少，而人们的娱乐时间在增加，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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