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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年代顺序读一下卢梭的两个文本就够了。在《百科全书》他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词条中，我们看到卢梭提出治理艺术问题的方式，他指出（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个文本非常有特色），“经济”（économie）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家之父对家庭财产的管理[19]，但是这种模式不再被接受了，即便它过去是有充分根据的；卢梭说，现在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指的不是家庭的经济，他甚至没有明确提到重农学派，以及统计学或人口的一般问题，卢梭看得很清楚，这个转折是由以下事实构成的：“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有一个全新的含义，这个新含义不能被化约到旧的家庭模型中去[20]。在这篇文章中，他担负起给治理艺术下一个新定义的任务。后来他写了《社会契约论》，在那本书中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运用自然、契约和公意这样的概念提出一种关于治理的普遍原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原则给主权的法律原则，和治理艺术能够通过它们得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因素都留出了空间。因此，一种新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越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主权，恰恰相反，主权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纪律也没有被消除；只有在巨大的行政君主政体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纪律的组织模式，理解17、18世纪纪律得以在其中发展的所有制度（学校、工厂、军队等），但无论如何，正是当纪律对管理人口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纪律才前所未有地重要，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对人口的管理不光与集体的、大规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总体效果层面有关，它还意味着在人口的深度和细节上对人口进行管理。人口治理的概念使得主权基础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想一想卢梭），同样，它也使发展纪律的必要性变得更加迫切（想一想纪律的全部历史，我曾在别处尝试分析它[21]）。
因此，我们无需用纪律社会代替主权社会、治理社会随之又代替纪律社会这样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实际上有一个主权-纪律-治理的三角，其首要目标是人口，其核心机制是安全配置（the apparatus of security）。无论如何，我要展示的是以下三个运动之间深刻的历史联系：由于选择治理形式的问题而导致推翻主权常数（constants）的运动；促使人口作为一种数据（datum）、一个干预的领域、一种治理技术的目标浮现出来的运动；以及促使经济独立成为一个现实的特定部分、政治经济学成为治理这个现实领域时干预的科学和技术的过程。治理、人口、政治经济这三个运动，自从18世纪开始构成一个坚实的系列，这个系列直到今天仍然牢不可破。
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重新考虑之后，今年这门课最确切的名称并不是我原先选择的“安全、领土和人口”；我想研究的，是我称为“治理术”的历史的那个东西。“治理术”一词有三个意思：
1、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然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法组成的总体，其目标是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配置（apparatus of security）。
2、在很长一段时期，整个西方存在一种趋势，比起所有其他权力形式（主权、纪律等）来说，这种可称为“治理”的权力形式日益占据了突出的地位（pre-eminence），这种趋势，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治理特有的机器（apparatuses）的形成，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整套知识（savoirs）的发展。
3、 “治理术”这个词还指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一过程，中世纪的司法国家（the state of justice），在15、16转变为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而现在逐渐“治理化”了。
我们都知道，今天，爱国或国家荣誉所施展的魔力（fascination）；我们知道人们是多么关注国家的起源、历史、演进，以及国家的权力及其滥用。赋予国家问题过多的价值（value），这基本体现在两种方式上：一种是直接的、情感的、悲剧风格的方式，是面对我们眼前的冷血巨兽（monstre froid）时的抒情风格；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对国家问题估计过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明显是还原论的：这种分析形式把把国家还原为一系列功能（funtions），如发展生产力或再生产生产关系，而这种对国家角色相对重要性的还原论幻想却总是认为，这种角色作为一个有待攻击的目标和一个要占据的优势地位都是绝对重要的。但是今天的国家可能比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刻都不再拥有这种这种统一性，这种个性，这种严格的功能性（functionality），或者坦率地说，这种重要性；毕竟，国家或许不过是一个不同事物混合起来的现实，一种神秘的抽象，其重要性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要有限得多。或许对我们的现代性——也就是对我们的现在（present）——来说，国家对社会的控制（the étatisation of society）还不如国家的“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那么重要。
我们生活在一个“治理术”的时代，这种治理术最早是在18世纪发现的。这种国家的治理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悖论现象，因为，如果说事实上治理术的问题和治理技术已成为唯一的政治问题，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政治竞争的唯一真实的空间的话，那是因为国家的治理化同时就是使国家幸存下来的因素，完全有可能设想，如果说国家就是它今天这个样子，恰恰要归因于这种治理术，这种治理术同时内在和外在于国家，因为，正是治理的手法使得对什么在国家职能范围内、什么不在国家职能范围内，公的和私的等等问题可以反复不断加以界定；因此，只有以治理术的一般手法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持续存在（survival）与局限。
我们或许可以以这种方式，尽管非常概括、粗糙、不精确，重构西方权力的巨大形式，它的巨大经济（economies）。最早是司法国家，它产生于封建型领土政体，对应一种法律（习惯法或成文法）的社会，涉及一整套义务和诉讼的相互作用；其次是行政国家，产生于15、16世纪国家边界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中，对应一个管制（regulation）和纪律的社会；最后是治理国家，实际上不再以其表面地域和领土性来界定，而是以其人口的多寡及其容量和密度来界定，其实也包括领土（人口就分布在领土上），尽管这里，这个数字只是几个组成要素之一。这种管理国家实质上与人口有莫大的关系，而这两者又都依赖、利用经济知识（savoir）这一工具的协助，可以认为，这种管理国家对应一种安全配置控制的社会类型。
在以后的讲演中，我将表明，治理术是如何一方面从古老的基督教牧领模式，另一方面从一种外交-军事技术（这种技术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达到顶点）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治理术之所以能够具备它的维度，只能归因于一系列特定的手段，这些手段正是和治理的艺术同时形成的，就旧的17、18世纪的词义来说，这些手段被称为“治安”（police）。牧领、新的外交-军事技术，以及治安：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因素，使得国家的治理化这个西方历史上的基本现象得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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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从意大利文本翻译过来的英文本中，谈到围绕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的争论中，各种文献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对马基雅维里直言不讳的赞扬（Naudé，Machon）――中译者注。
* 这一概念传统上一般译为“国家理由”，从本文来看，福柯强调这是一种国家内在的“理性”，所以，我们译作“国家理性”――中译者注。
* 全名为《论李维的“历史”的前十书》――中译者注。
* 该词兼有“家政”与“经济”两义，福柯这里的分析正是要把握economy怎样从前一种涵义向后一种涵义过渡，及其与治理术问题的关联。在译文中，我们一般economy译为“经济（学）”，但有时也译作“家政”，希望读者注意其中涵义的复杂变化――中译者注。
* 参考本文选第10部分“安全、人口与领土”的讲课摘要――中译者注。
[1] Machiavel (N.), Il Prince, Rome, 1532（《君主论》，――中译者注）。
[2] Rehberg (A. W.), Das Buch von Fǔrsten, Hanovre, 1910.
[3] Leo (H.), Die Briefe des Florentinischen Kanzlers, Berlin, 1826.
[4] Ranke (L. Von), Historisch-politishce Zeitschrift, Berlin, 1832-1833.
[5] Politi (L.), Disputationes de Libris a Christiao detestandis, 1542（在修会里，他是Siena的Ambrogio Catarino神父）。
[6] Gentillet (I.), Discours sur les moyens de bien gouverner et maintenir en bonne paix un royaume ou autre principauté, contre Nicolas Machiavel, 1576.
[7] Fr édéric II, Anti-Machiavel, ou Essai de critique sur 《Le Prince》 de Machiavel, La Haye, 1740.
[8] Elyot (T.), 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ur, Londres, 1531.
[9] Paruna (P.), Della Perfezione della Vita politica, Venise, 1579.
[10] De La Perrière (G.)，Le Miroir politique, contenant diverses manières de gouverner et policer les républiques, Paris,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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