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期待可能性角度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其具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从价值论的角度上来看，人的自由意味着一种选择，它是与强制相对应的。选择是自由的核心。[3] 而选择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和活动，是主体根据自身需求和主客观条件，自觉地从诸种客体的内部关系及其可能的动态发展过程出发，先判别和争取那种最大限度地、最全面地满足自身需求的客体或主客体作用方式的活动。因此，选择这个概念一般是与人的主体性相联系的，是表示人的主体能力与状况的一个术语。在具有相对意志自由的前提下，行为人原本可以实施合法行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这便使其承担刑事责任具备了道义基础。而被迫行为的场合，我们无法期待行为人面对死亡或重伤的危险而仍遵守法律，被迫行为的实施实在是无难之举。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否则，只会造成公民与法秩序的对立。若在此种情况下宣布行为人有罪，无疑是与脆弱的人性相悖，是在制造国民与法律的仇隙。因此，被迫行为虽然不是一种正当合法行为，但在法律上却是一种可得宽恕的行为。[4]
（三）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众所周知，刑法作为“所有法律的最后制裁手段”，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两受其害。因此，刑法作为保障社会的最后手段应当具有谦虚和抑制的特性，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应受刑法制裁的应该是那些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由刑法来管辖，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普遍理念。在被胁迫者基于所受威胁而实施了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的情况下，因为被胁迫者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其本身并没有危害社会的故意，只是因为他自己生命或身体受到威胁而实施了他并不愿意的行为，所以被迫者不应是刑罚的对象。刑法所应处罚的是那些胁迫他人犯罪、把他人当作犯罪工具来危害社会的人，因为这些人主观上有危害社会的故意，客观上又有把他人当作工具来实施犯罪的行为。因此，对被胁迫者免罪正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