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权利宣言中，作为权利的“安全（s?reté）”，即便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各部宪法经历众所周知的激烈变革时，也一贯得以规定。1791年宪法在序言中采用了1789年的宣言；即便在1793年吉伦特宪法草案中，仅仅采纳的人权宣言第1条，“人的自然的、市民的、政治的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civils et politiques）”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propriété）、社会保障（garantie sociale）和反抗压迫”。同年的雅各宾派宪法中人权宣言第2条“人的不因时效而消灭的自然的各种权利（les droits naturels et imprescriptibles）”列举的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尤其是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1条“社会中人的权利（les droits de l''homme en société）”列举的是“自由、平等、安全、财产”。 [15]这种种宪法性文件之间的异同和背景中，虽有著名的论点和讨论，但不变的是均将“安全”作为“人的权利”。
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一时代的宪法性文件登场的“安全”，成为身体自由（人身自由）的总则性规定。1789年宣言接受了这一“安全”规定，同时将刑罚平等原则、刑事法定程序、罪刑法定主义、刑罚法规不溯及既往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广泛地吸纳于其中。[16]同样的规定在之后的种种宪法中也都能见到。另外，1793年吉伦特派宪法草案的人权宣言第10条中，将这一“安全”定义为“社会为了保全（conservation）各市民的人身（personne）、财产（bien）及其他权利而给予其保护（protection）”。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的人权宣言第8条给出了大致相同的定义（只是与“为了保存人身、权利及财产（propriété）”有微妙差别）。然而，1795年宪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宣言”第4条给出的定义是这样的，“安全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权利，通过所有人的合作而产生的（La s?reté résulte du concours de tous pour assurer les droits de chacun）”。这其中反映了这一宪法的“反革命的性质”，[17]仿佛可窥见今天为了“安全”而动员社会的“合作（concour）”概念，意味深长。
另外，近代宪法的权利构想区别“人的权利”与“市民的权利”。对此，青年马克思认为，所谓“人的权利”是指“利己的私人所有的权利”，所谓“区别于市民权利的人的权利”是指“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亦即利己的人、人与共同体相分离的人的权利”。因而，将作为“人的权利”的“安全”解释为“安全是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的社会性概念（Die Sicherheit ist der h?chste soziale Begriff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整体上的社会（ganze Gesellschaft）是为保障其每一个成员的人身（Person）、各种权利及保存（Eigentum）其财产（Erhaltung）而存在的，是一个警察（Polizei）的概念。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批判认为，“市民社会并没有通过安全的概念超越其利己主义。安全毋宁是利己主义的保证（Versicherung）”。[18]
在上述近代宪法的理念中，包含着作为权利的安全（safety）与保障它并让每个人安心的安全（security），但两者在词义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这与两个词的拉丁语词源含义也是相吻合的。safety 来源于sollus（完全），是指排除具体危险而获得的客观的“安全”，而security来源于securitas，是se（＝without）＋cura（＝care）的意思，不担心、没有不安，也就是意味着完全主观的“安心”。顺便说一句，这其中的不同也可从两个词的日常用法中看到。例如，安全带（safety belt）是具体地为了发生事故时的确保“安全”的装置，而安适毯（security blanket）*则是一种在婴儿睡觉时带来“安心”的毛毯，但毛毯本身并不一定有这样具体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