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便利等，同时也产生出让生活关系变得脆弱的事态。例如，“IT革命”带来了信息化社会，一旦其信息系统受到下载的病毒侵袭，就会立即引起金融、交通、通讯、产业等社会基础部门的连锁性功能瘫痪。既有容易遭致恐慌的脆弱社会，也有防御弱、畏惧所谓网络恐怖主义的社会。或者说这些“发展”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克隆人、转基因食品等新的不安。为了消除感染症的威胁原因，开发出了抗生素，然而新产生的抗药菌实际上又反过来袭击人类，形成了恶性循环。本来利用核能的危险性和军事技术飞跃革新（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 RMA）带来的威胁也没有减少。美军以伊拉克涉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其发动武力攻击，使用了甚至包括贫铀弹这种核武器在内的高技术水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科学技术的发展本应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幸福和便利，但反过来也造成了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这就是一个悖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生活带来了高级化、复杂化和综合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事态，[5]借用U·贝克的话来说就是，正在形成“包含工业体系的第二自然（die in das Industriesystem hereingeholte Zweitnatur）”。[6]
转过头来看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持续受到全球化、通货膨胀、资源能源短缺的直接打击，在主要发达国家很难看到的所谓“差距扩大”、名为“差距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正在显现。由于名为“新自由主义”的、脱离规制和节度的“自由”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狂奔，在本国“传统的”长时间劳动、加班服务、过劳死等之外，失业、就业难、就业无保障的增大都在急速展开。“景气”即使在数据上有所恢复，但就业无保障却代之以扩大的“无雇用恢复（jobless recovery）”，愈加深刻。一些异常状态在继续，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劳动者（所谓工作的穷人）超过了1千万人，有名无实的管理职、网吧难民、*无家可归者、离群索居的宅男宅女等作为社会现象常态化。另外，社会朝着低生育、老龄化在发展，而社会保障体系却在明显恶化，生活保护、生活扶助、退休金、医疗保险制度在明显倒退——管理运营这些制度的行政部门中完全人为地瓦解制度这样的令人气愤的事情也逐渐显现。在“饱食”的日本，因未获得生活保护而饿死的人每年有50人，日本一方面自诩为平均寿命高，另一方面每年却有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以这种状态为常态的国家，不能称之为“成熟社会”。
这些事情仅以“安全网的重新修补”是无法应对的，可以说这是劳动力商品化极为怪诞的显现，虽努力寻求根本性、结构性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与之相对应的却很贫乏。简言之，其矛盾在于，一方是连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的存续也陷入危机的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另一边却是（归根结底是以破坏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活为目的）军费开支的国家财政神圣化突进。对此确有根本的政治解决之道，但为何媒体和言论界在这种问题上变得如此迟钝呢？
再转过来看看我们的身边。连日常的饮食，除了BSE（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家畜传染病的威胁之外，违法添加剂和虚假标识的蔓延（从“白色恋人”到“赤福”一流食品企业的“红白”伪装交战）、因残留农药、残留抗菌剂、因收获后处理等造成的食品、食材、食器、什物污染等层出不穷，即便在“安心地享用安全的饮食”这种人类生存的基本之处，也充满了不安。
连日常生活都悄然来临的不安、前景的暗淡、人们心理的不安和社会的颓废现象等表面化，“安全的日本社会”此刻也已成为一个神话。这不仅反映于吸引眼球的新型凶恶犯罪的增多，[7]也可以看到家庭暴力、家庭犯罪、虐待儿童、老人和流浪者等社会弱者、人格障碍者的违法行为、犯罪游乐、*袭击型犯罪、发作型犯罪、尾随跟踪者、性骚扰、利用职权骚扰等等可谓无国界型犯罪的社会明显化，从而能窥见到病态的现代社会面貌。这种危险、不安和威胁感觉在扩大，对此一方面包括“死刑”的刑事法上的“严刑重罚化”，另一方面强化标榜“生活安全”警察行政、促进“居民参与”其中，但以名为“防范”摄像机的监视摄像机和所谓街景（Street View）摄像机、窃听法、住基网等来构筑“安心”体系，在其内部又酿成了监视、管理社会的不安。
仅凭想象而描摹至此也能看到，“从各种普通犯罪到恐怖主义对策的‘安全’” 的确已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以此作为“正义事业”，“国家的过剩——干预过多”十分明显。[8]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多种多样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层出不穷，为了实现与此相对的“安全和安心”，却又召唤出更新的危险、不安和威胁。
但是，国家要实现国民的安全，这是自近代国家以来的当然职责。既然前所未有的危险、不安和威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了，国家或公权力怠于以“公”的名义履行消除危险的任务，也理应予以谴责。着眼于此间的复杂现象，1980年代以降，以前文引述的社会学者贝克的讨论为嚆矢，呼吁人们关注所谓“风险（risk, Risiko）”论。这种风险论原本与像天灾那样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Gefahr）不同，虽然以人类行为带来的、能追究责任的危险（Risiko）为对象，但像以“第二自然”命名现代文明那样，正如自然灾害的预测具有不确定性、因而管理也有困难那样，给人们造成危险、不安和威胁的现代文明将向何处去，也是考察的目标。只是不仅如此，现代特有的、在以前的分析框架中难以追究责任的危险、不安和威胁也容易普遍包含于“开放”概念之中。[9]如此，我们继续保持着对“安心的法西斯主义”[10]的警戒， “风险学”的构筑也正在成为重要的现代学术课题。[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