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ety与security的不同业已提及，在人的安全概念的用法中，security概念被扩大化，轻而易举地就同时包含safety和security。对于居住于日益全球化的巨大社会的“人”来说，不管何种危及安全的危险、不安和威胁都被最广义地总括起来，可以说它们成为一个普通名词，而淡化了专有名词的性质。
在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主权国家的门槛逐渐降低，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若意识到它可能是该主权国家自觉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作为政策的全球化”，也未必就会带来“主权国家的黄昏”。[27]但寻求安全（security）的舞台超越了主权国家内的公共（public）舞台、社会（social）舞台乃至国家（national）舞台，或者说事实上在这些基础上，全球（global）舞台的比重也日渐加重。要求人的安全的事态也佐证了并不是以划界的共同体为单位而构想安全体系，而或许要超越它，独立的个人作为“人”而要在全球的层面上直面安全。
正因为如此，security本来应是以safety权利为起点而体系化的，现在有必要返回到这一原点。这时，在原点孕育的安全“权利”的保障，成为政府的目的，由国家垄断性地予以制度化。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28]有必要重新捡起。正如某学者所准确指出的那样，近代国民国家的“安全保障（security）”体系“在属性上是‘依存于国家’的构造”，往往变得“国民对安全保障漠不关心”，于是“国民放手让国家去消除威胁，实现确保自身安全的目的”，这一安心便是“疏忽大意”。[29]或者像著名的法国现代思想家回归到1789年宣言所道破的那样，其第2条“不是安全保障（sécurité）而是安全（s?reté）”，这并不是次要的语法差异问题，而是从“安全”属于市民“接近国家的权利”的瞬间，“安全成为国家的一种功能，市民在缄默中寻求国家的保证。在这一方面，可以使用安全保障（sécurité）的用语。所说的安全保障，是在市民通过自己设立的国家来获取安全（s?reté）时，安全就发生了变化”。[30]如此说来，与这位思想家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安全这种]基本权利（所谓自然权利）不是从‘主’和‘守护神’那里获得的，因为它没有授予的可能性。市民自己行使，首先通过起义，然后日常地行使——它在结果上是民主主义的，进而成为市民自身获得的权利”。[31]但“安全”作为“人的权利”，必需片刻不得放松。它很难在单个的个人水平上自我完结地加以实现和保障。另外，“民主主义”的施行是否会损害“人的权利”，（特别是在日本）是片刻也不能马虎的注意事项。如此，与构筑“公共领域”的道理一样，能在逻辑上、结构上断然拒绝“通过法律化、制度化而易于接受的‘殖民地化’，探析自由的动态的、日益更新的‘自发自律的结社（Assoziation）’的‘逻辑’与‘结构’”，[32]仍是横亘于我们面前的课题。特别是“近代”，在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结语
总之，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的登场，作为普通名词，从主权国家以军事力量为中心的传统的“国家安全保障”观来看，也隐藏着向实现人们“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的体系与安全保障观范式转轨的转换可能性。“免于恐怖与匮乏的自由”的说法，最初在众所周知的1941年《大西洋宪章》登场，免于法西斯主义“恐怖”的自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正义的战争”目的，成为国联（United Nations）的标语。但其普遍的含义，不仅支撑着沿袭《大西洋宪章》理念而组成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精神，连战败后的日本在回归国际社会的宣言中、在日本国宪法的序言中也予以讴歌。但日本国宪法宣称的是世界上所有人（all peoples of the world）个体地拥有、在“免于恐怖与匮乏”的和平中生存、生活的“权利”（the right to live in peace）。若这一点能看出日本国宪法在承认“正义的战争”的《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的框架上飞翔，并返回到“安全”的“权利”性这一原点、让其在现代复苏，将会重新受到注目吧。[33]
【作者简介】
森英树（もり ひでき，1942- ），日本三重县人。名古屋大学法学硕士，名古屋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龙谷大学大学院法务研究科教授。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