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作式参与”的关系模式中，委托人对ADR的最终自主权不容动摇，律师不得逾越代理范围，去限制委托人调解或和解。但律师与委托人应当具有平等的地位，双方共同参与ADR的进程，讨论ADR的方案，共享控制与职责。该种模式也要求律师应当改变自己“人权斗士”的传统观念，着重于自身积累处理ADR的良好声誉，着眼于与委托人的长远关系。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同时强化律师与委托人对ADR的参与权。包括但不限于：1．对审判的合作预测。由于很多时候ADR是在“审判阴影下”形成的，因此对审判的预测就十分重要。律师应当在ADR开始之前与委托人共同讨论审判结果的可能性及风险。2．委托人的知情权保障。如果委托人确实无法亲自参与ADR的程序，律师则要尽快将每一次ADR的进展情况告知委托人。[8]3．委托人对影响ADR目标之设定的诸多因素（如与对方的曾经及未来关系、己方的道理与根据等），应当告知律师，以便律师判断和提示ADR方案。4．委托人应当就ADR目标的调整及时与律师商讨，律师也应当及时调整之后ADR的策略。5．ADR的最终方案应当经过律师与委托人的充分商讨之后才能形成。当然，“合作型参与”并不能排除律师与委托人最终无法合作的遗憾情形。当委托人与律师在纠纷解决的目标上发生严重冲突，从而导致合作破裂时，除了允许委托人单方解除代理合同之外，也应当赋予律师及时退出代理的权利，以免因双方重大分歧的存在，致使委托人的整体目标不能实现。
二、中立型律师参与的职业行为规范
在纠纷解决中，律师参与ADR基本上可以被划分为“受托型参与”和“中立型参与”。前者主要指的是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调解、和解、谈判等;后者主要指律师作为第三人如调解员、仲裁员参与调解、仲裁等。中立型参与的律师与审判者一样，需要不偏不倚、客观中立，公正地判断事实和解决纠纷。是否具有一套约束中立型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是衡量ADR机制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
从整体上看，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系统，无论是诉讼还是ADR都需要体现程序的公正。在ADR中，中立型律师处于一种第三方的地位对纠纷进行裁断，这种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律师始终处于一种被审视和评价的过程中。律师如果严格地依照职业行为规范客观、中立地行事，那么将提升当事人对中立型律师的评价和看法。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争端方对裁判者的看法越是趋于积极和肯定，他们对程序公正性的判断就会越强。[9]无疑，中立型律师的职业行为规范将有助于加强当事人的程序公正性判断，从而提升当事人利用ADR处理纠纷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