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设立专业的非诉讼解纷机构。在机构设置方面，可以考虑：一是在律师协会下面设立律师调解中心，由专门的律师接受当事人或其他机构的委托，从事调解服务;二是在大型的律师事务所内部设立“非诉讼纠纷解决部”或“ADR部”，由专业的纠纷解决律师运用ADR的专门技能，为当事人提供ADR的法律服务;三是借鉴美国的做法，由律师协会联系辖区内的律师事务所和相关公司企业，设立由律师事务所和公司企业代表作为成员所组成的纠纷解决协会，该协会设置在律师协会下，专门解决成员之间的纠纷和争议。并确立ADR的“首选规则”，即协会的成员承诺在与其他成员发生纠纷时首先使用ADR。
（四）衔接诉前调解、委托调解。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法院建立了诉前调解机制，对诉讼案件在诉前进行有效地分流，从而缓解法院的审判压力。甚至很多法院在立案大厅就设立调解工作室，满足当事人的调解需求。可以考虑通过法律援助的形式，让律师进驻法院的调解工作室，对前来诉讼的当事人提供调解服务。[16]另外，还应考虑让人民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有关机构，与委托律师调解进行对接和融通。
（五）营造积极的市场氛围。美国著名的纠纷解决学专家肯姆伯里·K·考瓦曾指出，尽管学界对律师调解的许多问题做过研究，但市场力量对调解职业的影响却被大大忽略了，很少有人关注有关调解的商业运作的持续发展问题。[17]在很多西方国家，随着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细分化，已经有不少专职律师从事专门的ADR业务。在我国，如果要扩大律师在ADR中的参与问题，必须要考虑到将专门的律师ADR纳入法律服务市场之后律师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律师参与ADR刚刚起步的国家，除了要有费用激励机制之外，市场氛围的营造尤其重要：（1）鼓励适度的ADR宣传。在将律师参与ADR市场化的国家中，律师的营销宣传（包括广告、演讲等）已经十分普遍。在我国，现阶段可以考虑由律师协会帮助宣传，以及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自主营销。上述两种方式可以相互结合;（2）改革以往对律师执业的绩效评价机制。以往司法行政部门通常以创收、维权等指标作为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主要评价标准，今后应当将律师参与ADR以及化解纠纷的情况加入绩效评价的标准中，以资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参与ADR的激励。
【作者简介】
张曙，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
【注释】［美］蒙罗·H·弗里德曼等：《律师职业道德的底线》（第三版），王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陈刚主编：《自律型社会与正义的综合体系--小岛武司先生七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台湾著名律师张冀明就认为，诉讼就是战争，就是要求胜。参见张冀明：《诉讼律师的25大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参见玄玉宝：《律师限制委托人和解、调解条款之无效认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20期，第22页。
［美］斯蒂芬·B·戈尔德堡等：《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王进喜：《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美国著名的精神病科专家Thomas Szasz和Marc Hollender指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有三种模式：控制服从型、引导型、合作参与型。在合作参与型模式中，医生和患者具有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相互独立、共同参与治疗的合作双方。在这里，借鉴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分类，对律师与委托人在ADR的关系加以阐述。
在美国，如果谈判交易最终失败，而律师没有将每一项谈判协商的开价都传达给委托人，那么将可能导致针对该律师的一项渎职诉讼。参见［美］斯蒂芬·B·戈尔德堡等：《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张曙：《刑事程序公正的心理学分析》，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1期。
我国《
律师法》第
38条第2款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就律师参与ADR而言，此项保密义务的规定存在疏漏，不符合ADR方案形成的实际规律。
［美］斯蒂芬·B·戈尔德堡等：《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参见《加拿大商事调解法的制度创新》，蒋丽萍译，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7月15日第6版。
［美］贝勒斯：《程序正义--向个人的分配》，邓海平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国际律师协会在其指导原则中规定的时间是3年内。参见初丛艳编译：《国家律师协会关于国际仲裁中利益冲突指导原则》（下），载《北京仲裁》2004年第2期。
［美］斯蒂芬·B·戈尔德堡等：《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00页。
实践中，已有法院采取了该种做法。如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设立诉调对接中心，由区法律援助工作站派出值班律师，在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参见：《立案提速服务延伸--上海法院推进立案窗口建设便民便利纪实》，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8月31日第1版。
［澳］娜嘉·亚历山大主编：《全球调解趋势》（第二版），王福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