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的规范性除了指其外在形式，如名称、体系、结构、用语等，应符合法的规范要求外，还应包括法规内容和制定程序的规范。[33]为此，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均应建立专门的法规草拟、草案审查、审核工作机构。党内法规在提交制定机关审议通过前，工作机构应就法规草案的规范性问题进行审查、审核，包括：其一，审查草案内容是否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其二，审查草案内容是否同党章和其他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其三，审查草案内容是否与同位党内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其四，审查法规起草过程中是否就涉及的重大问题与相关部门、组织协商；其五，审查制定机关是否享有相应法规制定权限，立项和起草是否遵循了规定的民主参与、科学论证和其他法定程序；其六，审查法规名称、体系、结构、用语等是否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党内法规只有在内容和形式上均符合法的规范性要求，才能与党内法规的法性质相适应。
党内法规的相对稳定性是指党内法规一经制定发布，其规定不得随意和频繁变更。党内法规随意和频繁变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随意撤销、废止或频繁修改相应法规，二是虽不撤销、废止和修改相应法规，但以其他党内法规或政策性文件的新规定使相应法规的规定实际废止或变更。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党内法规失去“法”的特性。法与一般政策性文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其相对稳定性，通过相对稳定性使法的调整对象对未来有合理的预期，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信赖。当然，相对稳定性因为其“相对”，也给党内法规根据社会客观情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立、改、废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不过，社会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年每月每日都在变化，党内法规不能和不应频繁修改、变化。这就一方面要求党内法规的制定者要有必要的前瞻性，对法规涉及的问题应在起草过程中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深入的科学论证，保证法规的内容能有较长时间的适应性；另一方面要求法规制定者和法规执行者充分发挥法规解释的功能和作用，因为任何形式的法的条文，特别是法的目的、原则条款，大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法规制定者和法规执行者面对发展变化的世界，通常可通过法规解释挖掘法的规定的内涵，使相应规定能最大限度地适应现实的需要。任何法律法规，包括党内法规，都应该在穷尽了法解释途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立法史解释、填补漏洞解释等）尚不能适应客观现实情况变化的需要以后，再考虑做修改和废止的选择。如果党内法规过分频繁地立、改、废，就会丧失法的基本特性而难以再将之归入“法”的范畴了。
党内法规姓“法”除了上述保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保障，那就是应将党内法规纳入国家统一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立法法》规定，法定国家机关认为法规 ----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如果党内法规姓“法”，自然就也应包括党内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及公民认为上述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审查中认为上述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也可以由法律委与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制定机关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制定机关应限期反馈。法律委和有关专门委员会认为上述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可以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34]毫无疑问，要保障我国法制的统一，将我国建设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将党内法规纳入上述国家统一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
五、党内法规在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在当下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公权力运作由过去的单纯国家管理向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党内法规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这种特殊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保障和规范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领导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35]从而，党对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领导以及党的整个领导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但是宪法和法律对党的领导的规定是非常原则性的，要保证党的领导依宪和依法进行，就必须通过党内法规将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使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的活动有法可依。例如，前面提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引咎辞职干部两年内不得提拔的规定》、《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若干规定》、《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公务员调任规定（试行）》、《关于因公出国人员审查的规定》等都是这样的党内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有关党的领导的权限、方式、程序的党内法规还很不完善；已经制定和发布的党内法规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活动中还得不到有效执行，已经建立的监督和问责机制尚未有效运作，从而使得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脱离了法的规范和制约，变成了恣意胡为和滥用权力。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党内法规建设，并健全完善相关的执行、监督、问责机制，以保障其有效运作和真正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