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WTO上诉机构“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案”
本案于2007年4月10日由美国向中国正式提出磋商请求，2009年12月21日WTO上诉机构向WTO成员发送该案的裁决报告。本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就“录音产品分销服务（sound recording distribution service）”所作承诺是否只适用于物质产品，还是也可以适用于以电子方式分销的产品。
根据《简明牛津用语词典》，并结合其它相关解释要素，WTO专家组认为，“录音产品（soundrecording）”的通常意义不限于有形载体的音乐；“分销（distribution）”可定义为任何有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在消费者间的直接交易；而对《服务贸易总协定》具体承诺表中为市场准入限制而使用的“产品（products）”一词，专家组指出，其在字典中的含义为“人造的或经改良的供销售的物品或物质（近来也适用于服务）”。基于上述定义，专家组认定“录音产品分销服务”不仅适用于有形产品，而且适用于无形产品与服务。[9]
中方向WTO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的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其对“录音产品分销服务”作出了错误解释。中方特别强调，《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目的和宗旨表明，对中国就“录音产品分销服务”的承诺应以其缔约当时的意义解释，而不应根据专家组采用的当代意义解释；而且，逐步自由化原则也不允许WTO成员的承诺范围基于“语言的现时变化”而扩展。[10]
但是，WTO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意见，认为中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中使用的术语，即“录音产品”和“分销”具有充分的通用性（sufficiently generic），这些术语使用的情形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与《服务贸易总协定》本身和所有WTO协定一样，都是WTO成员缔结的一种无限持续的、具有继续义务的多边条约。[11]为了进一步证明其对“录音产品”和“分销”等术语解释的正确性以及解释方法的前后一致性，上诉机构还援用其在“美国龙虾案”中对“可用竭自然资源”的解释，以及国际法院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对“商业”的解释，认为在这两个案件中相关术语都具有一般性，为此都运用了演化解释方法。[12]
上述两个案件是条约演化解释方法在实践中的最新运用。在此前的一些案件，如“爱琴海大陆架划界案”和“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诉美国限制对虾进口措施案”中，国际法院和WTO上诉机构也曾运用过该方法。在这些案件中，这些争端解决机构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对于相关术语的解释，都运用了演化解释方法，也就是根据这些术语具有的所谓“通用性”，推定相关当事国有意使其含义与时俱进，进而按现在的含义进行解释。演化解释方法的这种运用方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质疑与批评意见，认为该方法的实践运用存在问题。[13]
条约解释的首要目的是查明当事国的缔约意图，这是一项公认的条约解释原则。[14]上述两个案件的主要分歧是，条约用语究竟应按缔约时的含义还是按演化后的当下含义解释。如果当事国在约文中明确约定按照何时的含义来解释，那么解释时当然要尊重此意图；但如果当事国在约文中未明确表达意图，则应根据相关情况查明。在上述案件中，国际争端解决机构主要根据条约用语的性质，直接推定当事国有按演化后的当下含义解释的意图，并据此作出解释。判断此作法是否适当，须首先分析条约演化解释的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