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立志，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参见李邦友、高艳东：《金融诈骗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454页。
郎胜主编：《
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释义》，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5页。
冯军：《德日
刑法中的可罚性理论》，《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
事实上，“仁爱、慈悲”真正观念的拥护者都是宅心仁厚的，因而也坚决反对“自杀、自残”等凶忍行为。
参见林山田、许泽天：《刑总要论》，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5页。
如我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陈云中：《保险学要义——理论与实务》，台北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9页。
阿瑟·威廉斯：《风险管理与保险》，马从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参见杨仁寿：《海上保险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13页。
如我国保险法第5条亦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参见薛瑞麟：《金融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王明高、罗凤梅：《略论保险诈骗罪的客观特征》，载《2003年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
Karl 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9页。
如太平洋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第4条责任免除条款中规定，被保险人殴斗、醉酒、自杀、故意自伤及服用、吸食、注射毒品，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而平安保险公司《人身意外险合同》第3条也有类似规定。
事实上，
刑法第
198条第1款“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以及
刑法第
198条第2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以及
刑法第
198条第1款第4项“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罪状都可以视为
刑法第
198条第3款“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特别情况，故
刑法第
198条第3款实际上就是保险诈骗罪的基本条款，能够包容保险诈骗罪的其他全部法定罪状。
黄荣坚：《
刑法问题与利益思考》，台北月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
除了
刑法第
198条保险诈骗罪之外，在
刑法第
236条强奸罪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同一犯罪之内的法条竞合”。
刑法第
236条第3款第1项中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罪状，事实上也包括第
236条第3款第2项中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以及第
236条第3款第2项中的“当众强奸妇女的”罪状，尽管强奸罪中的这种罪状之间的逻辑包容关系能够将“当众强奸幼女的”视为“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从而弥补强奸罪的立法漏洞，但这种这种罪状之间的逻辑包容关系仍然为本文所不赞成。
请注意，因为中国
刑法并未采取一条一罪的立法模式，故此，就中国
刑法而言，相同法律条文应当是条、款、项的完全相同，而不是同一条文之间的不同款、项。
本案具体案情及详细判决，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主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8期），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由于自残行为不为罪，故此曾某唆使黄某伤害自己的，亦不能作为故意伤害罪处理。
此时，黄某伤害被保险人曾某的行为，是为曾某编造保险事故的帮助行为，属于
刑法第
198条保险诈骗罪中第1款第3项的帮助犯。在本案中，黄某具有故意伤害罪（实行犯）的故意以及保险诈骗罪（帮助犯）的故意，但由于其在这两个故意支配下实施的只有一个伤害行为，而在只有一个行为的情况下，不应当进行数罪并罚而只能成立想象竞合。
保险诈骗罪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犯，即只有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等保险合同当事人才能属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根据
刑法理论的基本观点，不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与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身份犯罪时，可以构成身份犯罪的共犯。这一点在保险诈骗犯罪的立法中也得到承认，如
刑法第
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同理，在本案中，黄某虽然不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身份，但其受到被保险人曾某教唆而意图通过制造虚假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骗取保险金的，就应当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
构成保险诈骗罪的，还应当并处罚金乃至没收财产。
参见喻伟、聂立泽：《法定犯的认定与处罚若干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00年第4期。
这一点也和1997年
刑法的立法宗旨吻合，诚如曾经参与过1997年
刑法立法的相关人士所言：“此次修订
刑法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就是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作出具体规定。”对此可参见王汉斌副委员长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靳宗立：《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变更之适用原则》，载我国台湾地区刑事法学会主编：《
刑法总则修正重点之理论与实务》，台北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林纪东：《法学通论》，台湾运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89页。
正如有学者所称，正是因为对于中国
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犯罪之罪状过于详尽化的表述，
刑法第
194条、第
196条只将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行为方式固定为有限的四、五种，使这些法条的功能大打折扣。如骗取信用卡、签发与预留印鉴相符但与预留银行密码不符的支票等行为的处罚很难找到立法依据，或者过于依赖普通诈骗罪的补充打击作用。对此可参见高艳东：《金融诈骗罪立法定位与价值取向探析》，《现代法学》2003年第3期。
立法者的此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例如依照
刑法第
24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在拐卖妇女时，又实施“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属于拐卖妇女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不再按照拐卖妇女罪和强奸罪数罪并罚，而直接依照拐卖妇女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故此，立法者担心司法者有可能依此类推，并进而认为，“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也不必和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而径直将其作为保险诈骗罪处理。
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与保险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之繁琐而具体的叙明罪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刑法第
192条集资诈骗罪的简单罪状，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而事实上，虽然集资诈骗罪的罪状非常简约直白，但在刑法学界对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方面的争议却比较少见。
周密主编：《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
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王立志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杨春洗，杨书文：《试论持有行为的性质及持有型犯罪构成的立法论意义——以持有假币罪为理论起点》，《人民检察》2001年第6期。
参见安·塞德曼、罗伯特·B·塞德曼：《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时宜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哈特认为语言在其意思的边缘区域是不确定的，语言本身存在空缺结构的特征。对此可参见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以下。
例如，日本
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部分条文长期保持不变，部分条文被反复修改，主要表现为：“内容简洁、用语抽象的条款，一直保持稳定，而内容复杂、表述详细的条款则被反复修改。”对此可参见张明楷：《日本
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由于取消了“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罪状，
刑法第
198条第2款中数罪并罚的条款也就不再有意义，理当就此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