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案例，2003年福建南平人曾某因做生意亏损，为了偿还债务，经过精心策划，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要求其债权人黄某帮忙砍去自己的双脚，然后冒充被抢劫，以骗取总额为71.8万元的保险金。然而曾某尚未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即被公安机关察觉并抓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重伤）和保险诈骗罪对黄某进行起诉，而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则认为黄某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具有保险诈骗犯罪的主体资格和构成其共犯的主体资格，因此，被告人黄某的行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而仅成立故意伤害罪（重伤）。[20]该案件之审理虽然已经尘埃落定，但其所引发的争议却未就此平息。由于该案属于典型的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重合的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的保险诈骗案件，因而既可以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3项“被保险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骗取保险金的”罪状，也可以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罪状对被保险人曾某以保险诈骗罪定罪量刑。[21]但是对于共犯黄某而言，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3项还是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之规定定罪，却会在罪数问题上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3项之成罪路径，黄某砍掉曾某双脚的故意伤害行为，同时成立故意伤害罪（重伤）和保险诈骗罪，系想象竞合犯。[22]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断原则，对黄某仅能按照故意伤害罪（重伤）的重罪处罚，而不宜以故意伤害罪和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但如果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之成罪路径，黄某虽然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但其受到既是受益人又是被保险人的曾某之指使而对曾某实施伤害行为，不但构成故意伤害罪（重伤），而且也构成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保险诈骗罪的共同犯罪，[23]而依照刑法第198条第2款之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伤残，骗取保险金的，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重伤）和保险诈骗罪的，应当予以数罪并罚。简而言之，在本案中，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3项之成罪路径，对黄某仅能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重伤）处罚，而依照刑法第198条第1款第5项之成罪路径，则对黄某就应当以故意伤害罪（重伤）及保险诈骗罪数罪并罚。由是观之，同一行为，不仅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在适用刑罚的种类上也大相径庭。[24]但这样的殊异结局，也必然会使得司法者在对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时，遭遇到司法尴尬与理论困境。
四、模糊性立法应是保险诈骗罪罪状设计之最佳选择
保险诈骗罪是典型的行政犯，行政犯是指以违反特定的法规（如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为前提，从而构成的犯罪。[25]行政法律法规条文数量繁杂且规范之间相互交错纠结，使得行政犯的罪质远不如盗窃罪、杀人罪等自然犯那样明晰可辨。故立法者欲求对行政犯之面目进行精细而通透的描摹，则通常在其罪状的规定上多采用叙明罪状，或者叙明罪状加空白罪状的混合罪状加以表述，从而对其罪状作具体的详尽叙说。正基于此，1997年刑法对于包括保险诈骗罪在内的金融诈骗罪进行罪状设计时，立法者唯恐有所遗漏，大多采用了将行为方式细化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将某种常见的金融诈骗犯罪表现形式以一一排列的方式，从而便于司法者对这些诈骗犯罪有着更为直观和具体之了解，也大大增加了司法的可操作性。[26]但需要指出的是，法条的详细性不等于明确性，因为“法律明确性之要求，非仅指法律文义具体详尽之体例而言，立法者于立法定制时，仍得衡酌法律所规范生活事实之复杂性及适用于个案之妥当性，从立法上适当运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条款而为相应之规定”。[27]并且，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所言：“法律是欲以极少数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尤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民有无所适从之叹。”[28]就此而言，过于详细而具体的条文表述，往往还会适得其反，使得条文的意义与范围复杂而混乱进而丧失明确性。[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