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重视基本权保障的客观义务，德国《基本法》第一条第三项有明确规定，所有的基本权都有法的拘束力特征，且整体的国家权力都被课予义务。而德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些公法学者，已发展出基本权作为客观价值决定的学说，认为基本权对于整体法秩序的决定性方针具有拘束力，并且在立法、解释与适用法律规定时，必须作为被尊重的价值决定。[12]基本权是国家整体制度价值的基础，是宪法价值的表征。基本权的适用，不再局限于国家因公权力而与公民产生的关系，原则上对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也适用。就此而言，基本权影响了整体法秩序，获得法的普遍适用。对于劳动权而言，客观价值秩序不仅要求国家的消极义务——国家不应侵犯劳动权的保护领域，而且还包括了国家的积极义务——国家应以积极的作为来实现劳动权。宪法劳动权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不仅影响劳动实体法，亦影响劳动组织法与劳动程序法，立法者以及法律适用者在制定、解释以及适用劳动法律规范时，都须考虑宪法劳动权的影响。

　　首先，劳动权具有制度性保障意蕴。“国家有义务为保证所有个人充分发展其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而制定必要的法律。”[13]劳动权实现有赖于立法机关对制宪者规定的劳动权具体化，予以积极构建与维护，促进劳动权的实现。立法机关应构建的制度包括：工作制度、劳动者团结制度、集体协商制度、集体行动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作环境制度等，这些制度跨越公法与私法，构成劳动权最终落实的前提性因素。

　　其次，劳动权具有组织与程序保障内涵。除了制度性保障外，组织与程序保障亦是劳动权的题中之意。然而组织与程序保障并非是一种程序性权利，而是为保障实体劳动权而导出的组织与程序面向，意味着国家在解释与适用劳动程序法与组织法时，应尊重整体法秩序价值，且应基于此价值课予国家制定劳动程序法与组织法的义务。基于此，劳动权保障不再局限于对实体规范的关注，同时亦强调“什么样的程序能使劳动权更好地实现”、“在什么情况下可限制劳动权”、“此种限制应按什么程序进行”等“过程性”问题。

　　2.2宪法劳动权的“主观权利”功能

　　一般认为，如果宪法明确规定劳动权的保护义务，自然劳动权可作为保护请求权而存在。从我国《宪法》规范看，第42条第1款只规定了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未明确规定劳动权的请求权性质。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劳动权仅具有纯粹的客观法功能?笔者认为，我国劳动权亦具有主观权利功能，从理论上看，劳动权属于社会权，要求国家履行“积极作为义务”予以实现，劳动者为了生命的维系得以向国家行使“生存照顾请求权”、“生活水准提升请求权”。[14]我国《宪法》第42条第2款、第43—45条、第48条等规定了劳动权及相关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亦可导出劳动权的主观权利属性。此外，劳动权主观权利功能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性文件亦可获得确认。

　　人民享有的主观保护请求权，与客观法上的国家保护义务，具有相对应的关系。这种客观法的主观化最早可追溯到1956年“路特判决”，此判决虽与立法者的保护义务无关，仅涉及法官解释法律的问题，但实际上，该判决的焦点在于国家负有保护个人免受到第三人侵害的义务。在这一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客观的法规范变迁为主观权利。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客观法的“再主观化”，我国台湾学者陈慈阳认为：“国家保护义务乃客观法上的国家任务，于其中则可得出个人主观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