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利益分配调整的需要，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及经济法产生的最初的基本动因，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法的产生、变革和发展。个体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不仅需要有传统的规则、制度，还需要创设新的规则、新的规范，解决传统规则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分配问题。正是基于个体利益调整对规则的现实需要，经济法才得以应运而生。此外，个体利益分配的调整需要，体现的是个体的营利性，但经济法不仅要考虑个体营利性，还要考虑社会公益性，并在两者之间做出协调和均衡。而对社会公益的保障，则与国家的财政分配直接相关。
（二）直接动因：国家财政分配的需要
上述个体利益分配调整的需要，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也是相关经济法律产生的重要动力。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财政分配的需要，则是推动改革开放的直接动因，也带动了“建构型”经济立法的发展。
根据熊彼特等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以及由此被概括出的“熊彼特一希克斯一诺斯定理”可知{4}(P.34-39)，财政压力是改革的直接动因。这一定理对我国也是适用的。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由此而产生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由于企业活力不足，经济效益欠佳，企业利润的持续上缴困难日增，从而使主要依赖企业上缴利润的财政体系岌岌可危，迫使国家必须进行改革。在今天看来，尽快解决财政危机问题，正是当时国家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的直接而重要的动力。如何从发展的角度，从可持续的角度，解决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有效界定两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定位，恰恰是当时国家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有鉴于此，在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革进程中，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调整被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其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财政或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法律方面。从经济法的角度说，只有解决基础性的分配关系，使企业有独立的利益，才能使企业真正独立并逐渐成为真正的法人，才能奠定市场经济的主体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运用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否则，商品经济和经济法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国家的财政分配是与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等公共职能紧密相关的，其核心是提供公共物品。因此，国家的财政分配与上述的个体利益分配相关，但又有所不同，它体现的是社会公益性。由于国家的财政分配源于企业和个人等主体的个体收益，因而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有时也会存在冲突，从而形成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并可能进一步演变成效率与公平的矛盾，[5]这就需要有相关的法律规范予以解决。而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各个部门法的职能定位都已经比较清晰，且扩展适用往往不便，因而需要有新兴的部门法来担当此任，而这一新兴部门法就是经济法。
总之，个体利益分配和国家财政分配，作为基本动因和直接动因，会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法向纵深发展。在经济法领域，关注个体利益分配与国家财政分配的关系，解决好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这一基本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和职能，必然要贯穿于经济法的相关制度之中，成为经济法发展的重要路径。上述分配关系的调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会变得更加复杂，其有效解决需要经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也需要经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三、分配重心：“从重产品分配向重权利分配”的转变
上述对个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家财政分配的探讨，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说明改革开放的动力和原因问题。在私人欲望与公共欲望、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二元结构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上述两类分配，会不断地推动国家的改革和开放，推动体现和保障改革开放成果的经济法制度的发展。此外，在上述两类分配的发展过程中，还发生了各类主体“从重产品分配向重权利分配”的转变，这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的变化都直接相关。
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品是短缺的（科尔奈称之为“短缺经济”），[6]因而会有统购统销，凭票供应等制度安排。国家除了设立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委外，还要设物资部、商业部之类的职能部门，以解决物资产品分配方面的问题。那时，人们最重视的是物资或产品的分配。而在商品经济时期，由于物资或产品变成了可流通的商品，无需再按国家计划去分配或配给，政府也不能任意平调，而是必须尊重不同主体的独立利益以及作为其法律表现的相关权利。从微观层面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物权、债权开始变得重要，与之相关的其他权利形态也日益丰富。无论是交易主体的各类权利，还是管理主体的各类权利，都成了稀缺的资源。如何界定、保护产权，如何保障各类主体的各类权利的有效行使，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权利的界定过程，也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过程，因而实际上仍是一个分配问题。
整个社会之所以更重视权利分配，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更大量、更复杂，如何确保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对于个体和整体都很重要。根据科斯定理，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初始的权利分配意义重大。因此，诸如民商法、经济法等事关初始权利配置的法律，会对各类权利的分配产生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微观交易成本以及整体社会成本。因此，重视经济法等相关法律对于权利的分配，不断完善相关的经济法律制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都很重要。
上述的权利分配是广义的。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实践中，它通常既包括权力的分割，也包括权利的配置。改革开放以及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权力与权利的此消彼长的过程—国家的多种经济权力被下放或分解，市场主体的权利随之相应增加，国家从集中管理逐渐转向分层放权，并力图发挥市场主体作为自由的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上述过程中，经济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国家大量权力的下放和调整，特别是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等经济权力的分配，主要是以经济法的形式确立下来的。而民商法不仅在当时欠发达，而且它自身也无法直接解决权力下放的问题，无法规定“体制法”的问题。从总体上说，重视经济权力和权利分配的过程，也就是经济法的体制法和具体的调制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