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表见制度的发展，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18]：第一阶段，普通代理制度，代理人基于被代理人明确授权而以代理人名义交易，法律后果归于被代理人；若被代理人授权与否不确定（被代理人本人也模棱两可），可以视情况推定（konkludente Vollmachterteilungen）。第二阶段，被代理人虽然没有授权，但明知无权代理人正从事代理行为而不加制止，该容忍行为使得交易对手基于诚信原则有理由相信存在代理授权，从而蒙受损失，可以视作代理关系中存在“默许代理权”（stillschweigende Vollmachten）或“容忍代理权”（Duldungsvollmacht）。第三阶段，发展出表见代理（Anscheinvollmacht）学说，这里被代理人不知道无权代理人从事代理行为，但基于注意义务应该知悉和阻止该行为。表见代理与容忍代理的主要区别在于，三角代理关系不再以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这是德国民法体现意思自治、合同自由原则的核心制度），而是基于交易安全、信赖保护或诚实信用原则等理由，认定明确没有“被代理”意思的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负责。
通说是由现行法的适用问题启动的。[19]表见代理的问题是：德国民法——而不是商法，商事交易适用表见代理，不仅是多数意见，几乎是一致意见——是否承认表见代理，换言之，民事主体是否承担表见代理责任。
检讨表见代理如何形成德国民法代理制度中的通说，需要追溯到德意志帝国高等商事法院（Reichsoberhandelsgericht）于1870年作出的一则被看作首例表见代理案件的判决。[20]案件的争议点在于对《德国商法典》第49条的解释（注意：本案还在讨论商法领域的表见代理制度），具体问题是，没有代理权、但受雇主委派出差外地洽谈合同业务的雇员，若与客户签订合同，雇主是否对其行为负责。帝国高等商事法院发展出了以下意见：“根据以上关于第49条发生史的解释，交易安全（Verkehrs-Sicherheit）所要求的注意义务（Ruecksicht），以及以下衡量，即委托方应当采取最合适的预防措施，以使第三人避免——若无此措施便不能避免的——不利后果；如果受雇主委派出差某外地的雇员，虽然没有授权委托，但和那些得到授权，在新、老客户处寻求订单机会、缔结销售合同的雇员没有区别，以至于两类雇员在履行各自委托任务时，对于第47条和第49条意义上的交易对手（Contrahenten）来说根本无法看出两者身份的不同，总之，只要交易对手不曾也不必须知悉上述劳务关系瑕疵，那么就有理由将貌似被授权的雇员视为真正被授予了交易权力，由此，其委托者应该对其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犹如他也像雇佣第47条意义上的被授权人那样，雇佣了那位实际上没有被授权的出差者。”[21]
这份判决发展出了这样的意思，即在本案这样的无权代理三角关系中，可以推导出那位派遣雇员出差的雇主，虽然没有授权代理交易的意思，但可以在法律上认定为他授予了 “假设的或默许代理权”（vermutete oder stillschweigende Vollmachten）。
这份从代理制度第一阶段跨入第二阶段的判决，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反对者和赞成者皆有之，总体上，反对者数量远多于赞成者。并且就是在赞成者那里，对于法院援用交易安全原则和“不得损害他人原则”（Grundsatz des neminem laedere）作为判决依据，也存在争议。[22] 此后的发展非常缓慢。在19世纪末的——地位显赫的——潘德克吞学派的文献中，根本找不到接受这项判决的痕迹，更见不到关于表见代理的讨论。[23]《德国民法典》于1900年生效后的头些年，教材和评注类文献都没有特别关注默许授权或者表见代理题目，即便提到也只是简单介绍。但从零星松散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默许或容忍授权”理论——虽然法教义解释上存在严重分歧——其结论影响力在扩大。与之相比，表见代理学说运气不佳，尽管有学者撰写论文和专著认可它，[24]但民法教材和法律评注这两种更为常用、也更具权威的文献，对它要么只字不提，要么明确反对。[25] 总之，在《德国民法典》施行的头三十年，完全独立于被代理人意思表示的表见代理理论，毫无疑问还是少数意见。
这个局面一致维持到1931年。这一年，德国著名民法学家Nipperdey接手续编著名的“Enneccerus民法教材”[26]（第13修订版），一反之前Enneccerus几乎坚持了近三十年的默许授权观点，取而代之以表见代理。[27]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Nipperdey是以极其突兀的方式完成这一转向的：他在没有给出具体理由分析，甚至没有提及当时法律界相关争论的情况下，就直愣愣地作出“这里也可以推测为代理权被授予了(尽管被代理人没有这个意思？——此句为本文作者添加)”的判断。
尽管Nipperdey对自己更炫易辙没有给出说明，但因为“Ennecerus民法教材”在德国民法学界、尤其法律教育行业中地位显赫，[28]所以不仅是民法教学的最常用教材，所有民法典评注和其他教材也都会记录这种变化，与“表见代理”相关的论文、专著（尤其博士论文）——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更无法避免对它的引注，由此其影响效应便被成倍成倍放大。可以说，“Ennecerus民法教材”转向支持表见代理学说，在表见代理从少数意见走向通说的最初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9]
从主流意见转向到少数意见，却不加论证，Nipperdey这样的著名教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即便对于我国读者——非常不可思议。如此疏于论证义务总有其原因。这里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就在Nipperdey更炫易张的前两年，即1929年，另一位著名民法学者Ernst Heymann进行一番旁征博引后，作出了表见代理理念“已经完全站住脚”（voellig festehend）的判断。[30]在当时，笔者猜测，Nipperdey很可能未加检验就信任了Heymann的这一判断。[31]只是非常遗憾，Heymann的大量引证存在严重的认识瑕疵，他的表见代理成为通说的结论，几乎是在扭曲各路学者意思的基础上得出的。[32]
也许因为Nipperdey没有做出论证，而其他学者也没有像他那样轻信Heymann的判断，也许因为表见代理的法理基础实在太复杂，或者学者把它讨论得太复杂，当然也可能表见代理对德国以个人主义、意思自治为核心建立的民法体系冲击实在太大，所以虽然讨论不断，年轻后辈也写了不少博士论文，但表见代理——至少在学界——还不能为法律共同体消化而成为通说。[33]
帝国时期司法通说的发展也不顺利。1927 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在一个被代理人为非商事企业的案件[34]中，尽管根据法律商主体资格是表见代理的适用前提，还是适用了表见代理。但帝国法院在随后的判决中又回到商人身份为必要条件。[35]一直到1941年——“Enneccerus民法教材”转向后的第十年——帝国法院才作出了一则被称作“实质性转变”的判决：帝国法院认为表见代理当适用于整个民法领域，“因为根据今日之法律意见（nach der heutigen Rechtsauffassung），若把表见代理责任只局限在商人交易中，则不再具有正当性”。[36]非常有意思的是，使得帝国法院完成这次转向的推手，竟然又是Heymann，因为法院审查后认为Heymann的意见“言之成理（als gesichert gelten kann）”。[37]不管怎样，这次判决促成了表见代理成为帝国时期的司法通说。
表见代理最终成为获得司法和学界多数支持的通说，而不仅仅是司法通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联邦德国。二战后德国国体改朝换代，但旧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像我国那样——被一揽子废止。表见代理制度的学理争论和帝国法院1941年的裁判精神，也被延续下来。1951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为表见代理成为民法通说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它在制定的判决要旨中提到：表见代理体现了《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诚实信用条款的精神，当普遍适用，而不限于商法[38]。其实，这是一则与表见代理扯不上太大关系的案子，联邦宪法法院却硬要靠上去为表见代理进行“司法预告”。这种急迫的心理和法理基础，联邦宪法法院不说，旁人就不好琢磨，但联邦最高法院将表见代理适用范围从商法扩到到民法领域，以及将诚实信用条款作为表见代理学说的法律根据的决心，是非常明确的。基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表见代理在改朝换代了的联邦德国继续成为司法通说，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就看学界如何反应了。
时刻关注司法裁判的学者们，自然意识到这一判决的意义，并作出了正面的响应。1952年出版的民法教材和各种法律评注，基本上认可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39]尤其著名法学家Fikentscher撰写文章——二战后最早一批关于表见代理的有影响的论文之一——宣称， 帝国法院重复这么判决过，所以联邦最高法院的这则判决，算得上形成了“持续性判决”（staendige Rechtssprechung）。[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