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
形式法治主张从依法治国，依照法律规范规制公民行为，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在形式法治的概念里面，体现的主要是制度理念，法律至上成为形式法治的缩影。实质法治则主张，在强调法律规范作为规制公民行为功能之同时，还强调社会正义，所以在实质法治的概念里面，体现的主要是价值理念，个案正义往往成为实质法治的焦点。从二者的理论来源来看，实证分析法学为形式法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形式法治对法律制度情有独钟；实质法治的源头则是自然法学，所以实质法治更为关注社会正义。法治社会的建构，离不开形式法治的提倡，当然也离不开实质法治的补充。形式法治强调法律制度的作用，这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基础。但是，法律制度是否体现良性，如何兼顾个案正义，在形式法治中往往忽略，而这也正是为实质法治论者的诟病之处。实质法治论认为，法治包括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在重视一般正义的同时还要关注个别正义。“从本质上看，实质法治其实是形式法治和价值法学相结合的完美结果。； {12}在社会变革转型的今天，形式法治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但鉴于形式法治的不足，用实质法治弥补形式法治较为可行。因此，两者的关系应以形式法治为主，实质法治为辅。
形式解释论强调，对犯罪构成的解释应立足于构成要件自身而不是其他，即在解释犯罪行为是否成立时，应从犯罪构成自身寻找答案。由于形式解释坚持从刑法规范自身寻求解释结论，因此，它与形式法治紧密契合。相反，实质解释论认为，对犯罪构成的解释不应仅立足于构成要件，还需要借助刑罚要素进行判断。之所以如此，因为实质解释是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展开的，而实质侧面关注的正是刑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和明确性，这与实质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主张，当由于立法理性的局限、语言的特点，导致适用某项刑罚法规可能得出非正义的结论时，法官应从处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处罚，实质地解释刑罚法规，以实现其内容的妥当性，这正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要求法官应积极司法的体现。“{9}由此可知，形式解释论其实是形式法治的反映，实质解释论则是实质法治的征表，两者是从不同侧面论述法治的内涵。既然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是主导与补充的关系，反映在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层面上，两者也应该是主导与补充的关系。”这一切，决定了犯罪论体系不单是纯粹形式的行为框架，而应该从实质上判断行为是否值得科处刑罚；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仅从形式上进行，而要从刑罚法规的妥当性的实质层面进行。简言之，应该建立以形式的、定型的犯罪论体系为前提，以实质的可罚性为内容的实质的犯罪论体系。相应地，对刑法规范应该从是否达到了值得处罚的程度进行实质的解释。“{7}
（二）由罪生刑与以刑制罪
从犯罪构成与刑法的关系上看，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截然不同。前者主张犯罪构成的诠释应从构成要件着手，然后根据解释结果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成，再据此判断应处以的刑罚种类及刑罚幅度。相反，实质解释论则主张从刑罚角度探讨犯罪构成的内涵，即根据刑罚的必要性与妥当性判断犯罪成立与否。不免有人认为，实质解释论不讲形式，或者认为实质解释论主张实质一概优于形式，即实质解释并不排斥形式解释，而是主张在一些疑难案件中适用实质解释。其实，实质解释论并非不讲形式，也并非反对形式的解释，而是反对在任何场合单纯由形式的解释起决定作用。{13}从两者的主张看，虽然关注点都在犯罪构成的诠释上，但也暗含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在罪刑关系上两者的判断路径截然不同。从传统的刑法理论与司法流程看，坚持从犯罪到刑罚的路径，而不是相反。但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复杂化，犯罪行为的多样化，传统的司法判断过程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于是，从刑罚到犯罪构成的判断过程被提出来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展开。但是，从犯罪到刑罚的过程还是常态模式，逆向的罪刑关系模式是非常态的，只能出现在特定的个案当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从犯罪到刑罚的司法判断还是主导，而从刑罚到犯罪的司法流程则是补充。从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看，形式解释遵循的是由罪生刑的模式，实质解释则是采取以刑定罪的模式，因此，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关系也应该是互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