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成果的形式分析

　　第一，成果形式富有层次性。图5是项目成果形式分布饼图（注：由于大多数立项项目的成果形式不止一种形式，多包括专着、研究和报告论文（集）在内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故这里统计的研究成果形式超过了立项项目数。），从图中可以看出，专着、研究报告和论文（集）占据了项目成果总数的98．8%，其中专着为275项，占立项比例为34．5%，研究报告为316项，占立项比例为39．6%，论文（集）为197项，占立项比例为24．7%。上述研究成果形式的多元结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吴汉东教授关于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30年的整体判断，“知识产权研究者既探索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关注知识产权发展的前沿问题，更致力于推动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和知识产权法律的完善与应用”[2]。

　　第二，成果形式发展不平衡。从时间纵向维度上来看，专着、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的发展态势并不均衡。从1996－2011年立项数量的年增长率来看，专着增长率为16．8%，研究报告的增长率为28．1%，论文（集）的增长率为20．3%。由于专着在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能够全面展现研究者的科研水平，一般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论文（集）和研究报告研究周期一般较短，且多为就某一问题的应用对策性研究。专着数量排名第2，年增长率排名第3的事实说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的理论深度仍需深入挖掘，尤其是如何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有效运作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如何提高知识产权制度的系统性建设，增强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等问题，将是我国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第三，成果形式过于单一。在项目成果形式中，缺乏基础类或大型调研类的项目立项，仅有6项是电脑软件和4项是工具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的知识产权研究略显浮躁，知识产权研究缺乏基础数据和基础理论支撑，牵制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方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民间文学遗产数据库建设（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学遗产数据库”（负责人：巴·布和朝鲁，成果形式：电脑软件）。）和广西师范大学壮学研究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学科调查研究（注：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壮族民歌习俗传承现状的跨学科调查和研究”（项目编号：05XMZ029，负责人：覃德清））值得借鉴。

　　（五）立项项目的机构、地域和负责人分布状况第一，立项项目机构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