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家庭教会与高压
尽管过去三十年来对家庭教会的高压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但当时的打击在短期内确曾遏制过家庭教会的发展。然而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要实施由于政治原因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政府既不能依靠原有的单位所有制管理体系，又无法利用市场规律，只能依靠执法部门的硬实力，这就导致了管制成本的极大增加，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投入。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只能一时痛快，从长期看，效果极差，风险极大，容易激化矛盾，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把群众推向政府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大多数家庭教会已经习惯于在高压下生存，他们不仅不怕打压，而且认为经常性的打压有利于强化教会内部团结、促进教会的发展。过去历次打击的结果都是家庭教会在更大规模上的反弹。用高压手段强行改变千百万人的宗教信仰，处理宗教问题，无论力度多大，都是不现实、不成功的。
（十）家庭教会获得承认的后果
对家庭教会打压不行，可否转“剿”为“抚”，承认其存在呢？有人担心如果政府承认家庭教会，可能导致基督教被人利用或借机大肆发展。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家庭教会如果取得合法地位，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会特别珍惜自己的“合法”身份，会成为守法遵纪的模范，并因此抵制一切想利用基督教搞政治的人的企图。基督教向来主张顺从政府的权威，家庭教会一旦与政府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与反政府力量合作的。家庭教会是否会被人利用，关键在政府对家庭教会的态度。缓和、改善与家庭教会的关系，是主动预防别人利用家庭教会的战略措施，是明智之举。历史上，打压是制造宗教狂热的最好手段，所有宗教在遭受迫害压制时为了生存都会拼命传教、发展；而一旦得到官方的政治认可与支持后，反而会将精力转入到社会公益慈善服务上，成为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
（十一）家庭教会与合法化
家庭教会内部派别林立、情况复杂。主张与政府对话，申请合法身份的“对话派”只是一少部分；多数教会对“对话派”的做法持观望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宁愿保持目前的状态，反对妥协，不愿与政府有任何接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对话派”代表、主动向政府申请登记的北京守望教会并未受到政府的“优待”，恰恰相反，守望教会屡次被政府赶出了租用的场所，自购的房产又得不到钥匙，最后不得不到户外聚会，结果又遭政府驱散。2010年的洛桑事件与2011年4月以来对守望教会的打压一方面使家庭教会内部出现了分化，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教会内部的凝聚力，打消了家庭教会轻易就能获得合法身份的幻想。家庭教会从其切身经验中体会到，教会的发展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能够合法化，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取决于家庭教会。
（十二）家庭教会与《宗教事务条例》
《宗教事务条例》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对宗教的控制，在指导思想上仍然是计划经济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回避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在法理上存在违犯宪法原则、以下位法代行上位法的问题；在实践层面上，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贯彻执行。由于存在设计上的问题，“先天不足”，《宗教事务条例》出台后，宗教领域中的老问题依旧，新矛盾难以应对。家庭教会继续存在，持续发展。在解决基层政府管理部门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宗教事务条例》形同虚设，是一个摆设。《宗教事务条例》的教， 训是，宗教立法必须遵循开门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邀请游戏参与者参加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群众不认可的东西，政府硬要单方面出台规则，只能成为行政部门一相情愿的产物，起不到作用。
（十三）家庭教会对登记与备案的态度
对家庭教会来说，登记与备案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如果政府同意家庭教会到民政部门进行无条件的程序性备案，而不是实质性审批，大多数家庭教是会认真考虑的；但备案如果是要求进行实质性审查批准，就变成了结果要由政府说了算的登记，家庭教会是不会接受的。搞有条件的分步登记，家庭教会也不会接受。究竟让家庭教会登记还是同意对其备案，政府不能搞主观主义、一相情愿，要面对现实，与家庭教会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
（十四）家庭教会问题与法治
解决家庭教会问题最终要靠法治。目前我国的宗教立法严重滞后，宪法中虽有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但宪法之下没有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宗教的基本法，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无法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宗教事务条列》则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以行政法规代行法律，不符合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规定。在国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方针的今天，政府、宗教界、学术界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制定《宗教法》的相关问题，以便通过法律而不是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家庭教会问题说到底，是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发展与时代变化的体现。只要这种宗教管理体制不变，不搞宗教法治，家庭教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