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疑难案件的处理之道
——从“彭宇案”切入
吴泽勇
【摘要】在彭宇案的诉讼程序中，面对难以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先后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运用自由心证认定事实；适用公平原则分配双方责任；通过调解回避事实争执。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扩张了的自由心证、以“公平责任”之名的结果责任分担，抑或法院调解，都不足以取代证明责任裁判在证明疑难案件处理中的基础性地位。一味排斥证明责任判决，不仅让判决的说服力严重受损，更让法官陷入非常不利的处境。
【关键词】彭宇案；自由心证；公平责任；调解；证明责任
【全文】
自2006年彭宇案[1]以降，围绕交通事故责任的焦点案例一再出现，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早已超越法律圈子，成为社会各界的热议话题。在学理上，人们可以从这类案件中提炼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官自由心证的边界、事实推理的方法与技术、经验法则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裁判过程中的公共政策衡量，等等。但上述所有问题均涉及证据法上的一个基本难题，那就是：面对无法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该如何裁判？在彭宇案中，争执焦点在于原告是否与被告相撞，就此争点，一审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以这一结论为基础，一审法官进一步判定原、被告双方在相撞事件中均无过错，并按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判决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但通过分析判决文本不难发现，无论对于相撞事实，还是对于过错归属，都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支撑；而法官关于两个事实要件的认定结论，也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2]二审中，面对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官的选择是通过调解回避了争执。
在彭宇案曝光之后，早有学者指出，本案较为妥当的判法是适用证明责任，判决原告败诉。[3]但是，这类观点对法院审判实践的影响甚微，体现于彭宇案中的裁判逻辑在后来类似案中再次出现。[4]这种裁判逻辑的要旨是：在证明疑难案件的处理中，尽量不适用证明责任判案。不用证明责任，用什么？彭宇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对于难以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先后采取了三种处理方法：运用自由心证认定事实；适用公平原则分配双方责任；通过调解回避事实争执。上述方案分别体现了怎样的裁判策略？它们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些方案在功能上能否取代证明责任裁判？本文结合彭宇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这种梳理不求全面，但求能为未来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线索。
一、自由心证及其限制
现代民事诉讼以自由心证为原则。关于自由心证的一般理解是：法官不受法定证据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其内心确信对待证事实的真伪作出判断。{1}835这意味着，裁判者在对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进行评价时，超脱于任何法定的或者人为的强制，仅服从自己的内心确信。{2}1651,{3}83与此同时，现代法承认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承认存在裁判者无法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这时候，就出现所谓的“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的通行理论，在这种状态下，法官应当按照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因此，在裁判方法论上，证明责任裁判与自由心证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即，只有当裁判者运用自由心证无法对待证事实形成判断时，才适用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正如罗森贝克所言：“自由心证止步之处，证明责任启用之所。”{4}62
那么，何时法官可以运用自由心证对待证事实作出判断，何时不能作出这种判断，而必须将事实争议留给证明责任规则呢？关于这个临界点的讨论构成了证据法上的证明标准理论。证据标准，简言之，就是关于裁判者何时能够形成内心确信的要求或者标准。在理论上，可以将证明标准看作划分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裁判的界线。只有达到某种证明标准的待证事实，裁判者才可运用自由心证作出判断；反之，则适用证明责任规则裁判。[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