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潮州旅省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强调：“国家之治，原因在于地方”；[32]“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1914年制定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规定训政时期“以文明治国，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33]护国运动后，他痛感民国“基础尚未坚固”，指出“吾国自推翻帝制……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不发达”[34]而积极发表多次演说，强调“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35]1920年孙中山发表《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对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划；[3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二十五条中，地方自治建设的条文就占了十一条。[37]
有学者将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总结如下：第一，“主权在民”是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理论基点；第二，地方自治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基础；第三，地方自治应以县为单位实行“直接民权”；第四，地方自治应以“均权主义”调适中央地方关系；第五，地方自治应以“训政”为实现宪政之过渡。[38]还有学者指出，孙中山提出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是人民脱离“官治”实施“民治”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是国家实现民主宪政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关系之正确的政制方案，是实行民治的第一方略。[39]还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地方自治理论是他在移植西方代议民主制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创制的复合民主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代议民主制的一种超越。[40]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理论中，民权主义无疑具有核心地位，而以分县而治为表现形式的地方自治理论正是孙中山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尽管该理论并未涉及“地方自治中所追求的个体政治自由”，[41]在孙中山有生之年，其宏伟构想也未及实现，但这一理论的提出对当时中国的宪政实践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四、本文的结论
众所周知，游历海外的经历对孙中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也是鸦片战争以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共同经历。不过，在批判基础上根据国情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则是孙中山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孙中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实事求是地说，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未获美国官方的支持与承认，来自民间的支持也寥寥无几；[42]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就孙中山的欧美经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而言，“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其美洲经验……虽然美国也给了孙中山一些什么，比较起来是不重要的。”[43]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革命主张未得西方列强认可，革命活动未获西方列强的有效支持，是1920年代后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纲领的客观原因之一。
但“欧美经验”对孙中山的影响仍不能小觑。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稳定世界霸权的自省修正、重新出发的重要门槛。中山先生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进步主义思潮初兴之际，登上美国本土，五度访美几乎经历了改革运动的各个时期。中山先生认知的美国形象，大部分系以此一阶段的蓬勃景象所建构的。”[44]具体到地方自治理论来看，其范本尽管并不完全来自美国，也包括瑞士、英国、法国和日本，但我们仍可看出美式地方自治对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从产生到完善的过程在时间上正好与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10年的市政改革运动相重合。这种影响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在1916年7月17日“在沪举办茶话会上的演说”中，孙中山特以图解方式宣扬美国的地方自治：“请诸君一观此图。图为美国最新之自治机关，始行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盖距今仅三年耳。世界中之民国，可分为二种，一由自然进化者，一由人力构成者。……美利坚血战七年，而立国似属人为，但其国民之自治性，全由自然进化。初赴美者，皆清教徒等在欧不得志之人，崎岖艰险，富于自治之性，故其国民性基础甚固……惟美国第一流人物，多投身实业，不屑人政界。中央政府尚时有优秀分子主持，而地方政府乏才实甚。故自治制日就腐败。……数年前，美国某城为海啸冲去，人民多不愿重建。乃委托熟人，专主其事，成绩颇佳。遂名之为委任制度，今已有百十城效之。此可谓由共和复专制，但为地方自治之专制耳……美国人多深信民权学理之颠扑不破，故三年前于克利浮莱城始行此最新之地方自治制度，今已成效大着，谨为介绍于国人。”[45]这里所谓被海啸冲去的小城是1900年9月遭飓风横扫的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该市在天灾后引入了地方政府委员会制，大大加强了救灾效率，由此引起全美注意而逐步蔚为风尚，从而被孙中山视为最先进的地方自治制度。“克利浮莱”即为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孙中山还将克利夫兰的地方自治体制作为“最好之民权制度，介绍于国民”，[46]正说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下市政机构改革的成果，他所推崇的美式地方自治即便是在美国也是一种全新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