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所以如此强调“君主从法”，是因为作为整个权力体系的龙头和中心，君主在最终的意义上独掌权势，且独制天下，故而他既是国家、天下治乱的关键，也是“法之必行”的关键。法家总是反复陈言：“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权断于主则威。”（《管子·七臣七主》）[14]在这样的权力格局或政治体制之中，自然是“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管子·霸言》）而君主理所当然地也就是国家、天下治乱以及“法治”之所系：“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矣。”（《管子·君臣上》）“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管子·七臣七主》）职是之故，在君主政治之下，法律能否必行，主要就要看君主能否“从法”。
那么，怎样才能使“君主从法”呢？法家首先设想出“圣人”、“圣君”、“有道之君”、“明主”、“明王”、“上主”之类的圣明君主必“从法”的模范形象，作为实际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君王的典范，以期君王有所学习和摹仿。相反，那些随意废法、背法、坏法的“无道之君”、“失君”、“乱君”、“灭主”、“惽主”，则是反面的典型，圣明君王当然必须引以为诫，离而远之。透过这样的君王正反的形象构造，法家希望君王仿效“圣王”遵循法律，企求将君王纳入“从法”的轨道。如《管子·君臣上》云：“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管子·任法》曰：“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上主也。爱人而私赏之，恶人而私罚之，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者，中主也。臣有所爱而为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专听其大臣者，危主也。”又曰：“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韩非子》也说：“古之全大体者：……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大体》）“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事者，可亡也。”（《亡征》）。这类言说，在《商君书》、《慎子》之中，也屡屡有见。
此外，在《商君书》和《管子》中，还有一些对“君主从法”的劝谕。《商君书·错法》说明君之治，重在慎己循法：“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所谓“修”，即是遵循、执行。惟其如此，才能让臣民守法、行法。因为“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商君书·修权》）。《管子》则谈到君主在“从法”之事上应“为民表率”与“自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君主是民之表仪，君主不从法，则令不行、禁不止，何以治民治国？《法法》篇曰：“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是要求君主率先垂范，先自行法以率人。因为天下臣民是要听其法观其行的。上行法则下从之，上不行法下亦从之，故而先于吏民而行法，是君主的重任重责。正如《管子·任法》曰：“然故下之事上也，如响之应声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从形也。故上令而下应，主行而臣从，此治之道也。”所谓“正人先正己”、“律人先律己”、“上行下效”，正是此意。另一方面是说君主要“自禁”。《法法》篇日：“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任法》篇曰：“故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故圣君失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君主“自禁”，不背法弃令，也是为了法行于国，令行于民。
以上这些使“君主从法”之“法”，或者借治民治国的需要作为“君主从法”的社会压力，或者只能求助于君主的圣贤品德和对“自家天下”的责任心，而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制度上的强制性约束，尤其缺乏对不“从法”的君王追究法律责任的法律机制与程序。因此，这些“法”的实际有多大效用，并不取决于其“法”本身，而是取决于君王能否遵从这些“法”了。所以梁启超评论说“虽然，管子仅言君主之当奉法而不可废法，然果由何道能使君主必奉法而勿废，管子未之及也。其言曰：‘有为枉法，有为毁令，此圣君之所以自禁也。’（《任法》篇）如斯而已。夫立于无人能禁之地，而惟恃其自禁，则禁之所行者仅矣。此管子之法治所以美犹有憾也。虽然，当代议会制度未发明以前，则舍君主自禁外，更有何术以维持法制于不敝者？此岂足独为管子病也？”{25}(P. 1870)要言之，在君主政体之中，君主帝王其实根本上是“无所制”的。只要缺乏民主宪政的体制，任何仅仅或主要依靠掌权者的“自觉”、“自律”、“自禁”来从法、守法以维护“法治”的法子，最终都不免流于“自违”、“自背”、“自毁”，从而无法有效保障“法之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