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简单的结语
在作了以上分析之后，可以提出几点结论：
第一，先秦的典籍和思想中，存在“法治”这一名词和概念。其内涵有“以法为治”、“法之必行”等四大要义。
第二，先秦“法治”的要义存在的内在严重缺陷，如“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原，彼宗固力言君主当‘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力言人君‘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然问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与废，不过一事实中之两面。立法权在何人，则废法权即在其人，此理论上当然之结果也。”而“‘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国家之下，能否有之，且未可定。在君权的国家之下，则断无术以解决此问题。夫无监督机关，君主可以自由废法而不肯废法，则其人必尧舜也。夫待尧舜而法乃存，则仍是人治非法治也。”{26}（P. 3677）缺了民主与宪政两个关键，其法治思想与实践，最终走向专制主义与“人治”，乃是其必然的归宿。
第三，先秦的法治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其要义往往流于空义。如冯友兰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乃能‘大治’。此法家最后之理想，而在中国历史上，盖未尝实现者也。”{27}(P.537)
第四，法家所宣扬的法治与近现代法治思想，在“以法为治”之义、“法之必行”之义上，有一些切合的思想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无疑是两种不同的法治思想，即此“法治”非彼“法治”。不过，人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先秦“法治”概念与思想的客观存在。此“法治”虽然不是彼“法治”，但仍是一种“法治”。正如北京大学的阎步克指出：“法家的‘法治’肯定大不同于现代法治，但这并不妨碍在另一些含义上使用‘法治’这一语词。我们先取‘法’之古义，用‘以法为治’来定义‘法治’，……这种‘法治’，与君主的独裁专制显然极易沟通，并且与现代法治划开了界限。在英语中有两个词都可以译为‘法治’，它们分别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前者指现代法治，后者则意为‘用法来统治’。法家的‘法治’大致就是后者。”{28}（P. 167、177）对这一客观存在的认定，当然不意味着今人对这一法治思想的简单认同，更不意味着今人不应对这一法治思想展开批判性的反思，然而批判恐怕也不宜于建立在否认其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无庸赘言的是，尽管认定与认同、史述与史评（包括批判）不能判然两分，但它们显然不可混同，认同、史评无法代替认定、史述，正如认定、史述也无法代替认同、史评一样。本文主要对先秦“法治”名词、概念作一种认定与史述的工作，而对其批判性的评论则需另行处理。
【作者简介】
程燎原，单位为重庆大学。
【注释】由梁治平的立场可见一斑：“要确定中国古代‘法治’（任法、务法、治法）说的真实底蕴，不能只限于考察儒法之争的历史源流，更须要置身于中国传统之外，以西方近代法治观念为一确定坐标，做一番审察、分析和评定的工作。”“作为确定和限制国家权力之根本大法的
宪法观念乃是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基石。我们正可以此衡量中国古代的‘法治’说。”梁治平：“说‘治’”，《法辩-一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在《四库全书》所收入的秦汉至清代的典籍中，不乏“以法治之”、“依法治之”、“用法治之”、“按法治之”、“奉法治之”、“据法治之”、“照法治之”、“倚法治之”、“执法治民”、“行法治民”等等话语。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骆瑞鹤教授对荀子所说的“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注解云：“杨惊注：‘期，会也。’郝懿行、王先谦亦从杨说而解为会、期会。实，事物之实，亦名之实。此言名也者，所以期会事物之实而积其名数也。前文：‘此事之所以稽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是名有稽实定数之用。”（《荀子补正·正名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也可资参考。
另可参见杨端志著、殷焕先校订：《训诂学））（上、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管子·明法解》释云：“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劝，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黎翔风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 1213页。凡正文中所引《管子》，均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以下不再详注，只在正文中注明篇目。）
凡所引《韩非子》，均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不再详注，只在正文中注明篇目。
尹文：《尹文子·大道上》，金山钱氏校本，据《诸子集成》（上、下全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
凡所引《商君书》，均见蒋鸿礼撰：《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以下不再详注，只在正文中注明篇目。
凡所引《慎子》，均见据金山钱熙祚校本《慎子》，《诸子集成》（上、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以下不再详注，只在正文中注明篇目。
“心治”与遵从法度的对立，甚至在屈原那里也有表达。他在《惜往日》中云：“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乗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所谓“背法度而心治”，朱熹释为“背法度而以私意自为治者”。（《楚辞集注·离骚九章》第四卷，四库全书本。）
《管子·法法》认为，君上妄赏妄诛，绝非“正民之经”。要正民、治国、安主，就必须著明号令，依法赏罚。其云：“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
参见《韩非子·饰邪》：“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又，《用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对于《文子》的作者和年代多有争议，但李定生、陈鼓应等认为出自先秦无疑。
可参见《管子·明法解》：“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又曰：“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势也；故威势在下，则主制于臣。威势在上，则臣制于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门，守其户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势也；故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故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明法》曰：‘威不二错，政不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