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古代的“法治”名词、概念
为了尝试解决先秦“法治”这一名词、概念问题，笔者曾在《古代汉语典籍中的“法治”语词略考》（《学海》2009年第1期）中，列举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法”、“治”两字连用，以及可能由这两个字合成的“法治”名词的一些材料。涉及后者的主要有下列几段：
《晏子春秋》卷一内篇谏上第一之《I公爱嬖妾随其所欲晏子谏第九》曰：“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4}(P.437)其“修法治”是指整治、完善法治。
《淮南子·泛论训》云：“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5}( P. 931、932)
东汉荀悦《汉纪·孝宣皇帝纪四卷第二十》“赞曰：《本纪》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于伎巧器械之资，后世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6}(P. 359)
后汉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卷六十七（丁部之十六“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说：“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为元气治，二为自然治，三为道治，四为德治，五为仁治，六为义治，七为礼治，八为文治，九为法治，十为武治。十而终也，何也？夫物始于元气，终于武，武者斩伐，故武为下也。” {7}(P. 253、254)
东晋袁宏在《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第六》中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而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岂（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众兆仰德，治与法违而可使民氓悦服哉？……陵迟至于战国，商鞅设连坐之令以治秦，韩非论捐灰之禁以教国，而修之者不足以济一时，持之者不能以经易世。何则？彼诚任一切之权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数也。故论法治之大体，必以圣人为准格；圣人之所务，必以大道通其法。……斯所谓势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论之以治哉！先王则不然。匡其变夺则去其所争，救其巧伪则塞其淫情。人心安乐乃济其难以悦之，又何不从之有焉？人（之）情恶侵则正其分以齐之，又何讦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则虽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犹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8}(P.114、115)
《略考》还对《太平经》中的那段话作了一个评述，说它是对先秦至汉代的治道、治法所作的最为全面而简略的总结。基本上，“元气治”、“自然治”、“道治”乃道家、道教的学说；“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为儒家的思想；“法治”是法家的主张，“武治”也可归入法家。
但《略考》对上述材料中的“法治”能否作为一个名词、概念看待，并不能真正确信，因为笔者没有能够在汉语文字学、语义学乃至中国古代逻辑学上寻求必不可少的解释。故而心中一直惴惴未安。所以，在《略考》发表之后，笔者曾向几位中国古文字学者请教。其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杜晓莉博士，专门为笔者提供了正式的书面意见。经她同意，特将全文照录如下：
根据所提供的文献材料来看，“法治”这个组合形式，是一种意义的最后凝固形式，是表层结构，这个意义就是“以法治（民、国等）”，是深层结构。“法”是“治（民、国等）”所使用的工具。[2]这种意思从《淮南子·泛论训》中“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策錣而御．馯马也。”看得尤为清楚。《太平经》中，“元气治”“自然治”等等组合形式，其深层结构都是“以……治……”，“元气”“自然”等是“治”所使用的工具。例如，《史记·蒙恬列传》云：“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其中，“法治”并不是一个词。
意义（深层结构）变成表层结构，一般会删除其中某些不重要的成分，比如介词一类的虚词，保留实意成分，同时会调整其实意成分的顺序。“以法治……”这种意义（深层结构）凝固为表层结构—“法治”的时候，其过程就是去掉介词“以”。
在现有材料中，“修法治”、“知法治所由生……不知法治之源”、“论法治之大体”、“犹知法治”可视为名词。“大凡有十法……九为法治”中的“法治”不是词，是动词性的词组。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汉语中词性与句子成分并非一一对应。虽然动词主要作谓语，但在汉语中它也可以作主语、定语、宾语等句子成分。
“法治”是否是一个术语，这取决于它是否被作为一个固定范畴来使用，如“道”、“仁”、“礼”等。有必要进入思想史的领域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对笔者所提供的上面几段典籍材料予以解释、说明的文字中，杜博士认为，(1)“以法治……”是深层结构，“法治”是这一深层结构的表层结构。(2)《晏子春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所用的“法治”，可视为名词。(3)至于“法治”这个名词能否作为专业术语（专门用语），则要看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如何使用的。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就必须进入到思想史的领域中去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