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杜博士的说明为基础和起点，并顺着她指出的思路，包括提出的问题与建议，笔者感到，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名词与概念的关系。对这个问题，是不能直接用现代逻辑学的观点来回答的，而要看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如何解释。按照现代逻辑学通行的说法，概念是语词（包括名词）的基本词义，语词则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所以，解释概念就是揭示词义。那么，在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中，是如何界定这个问题的呢？这就必须讨论“名”的理论。“名”（名称、名词等）既涉及伦理、政治问题（如儒家主张“为政必先正名”），也可以用来指事物的称谓与语词，亦即概念，如《墨子·小取》云：“以名举实。”《墨经·经说上》：“有实必待之名也。”《庄子·逍遥游》曰：“名者，实之宾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说：“夫名，实谓也。”《荀子·正名》云：“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学术界对荀子所说的这句话的注解和论说，有助于我们厘清这一问题。如着名逻辑学及逻辑史学家温公颐先生认为，荀子的“概念论”，就是讲“名”。他说：“中国古代逻辑中之所谓名，相当于西方逻辑的概念。”而“在古代汉语中，名词中的实词是代表概念的，……从这点上说，荀子所称为‘名’确实也有现代逻辑概念的涵义。”他分析道：荀子讲的“‘期累实’即指对客观存在的‘实’进行思维上的联系与概括。‘期’有‘会’意。《说文》：‘期，会也。’‘累’，《说文》云：‘缀得理也；一曰，大索也。’这就是说，把东西联系得有条理，如绳索之贯穿然，就称为‘累’。我们依据《说文》对‘期’、‘累’二字的解释，认为荀子之所谓‘期累实’的含义，即指对客观存在的实，进行联系概括而成条理的活动。[3]一件事物之名，即对该事物的实质，在思维上能有所联系和概括。……这样，荀子所下的‘名’的定义，就具有普遍逻辑概念的含义。” {9}（P. 275、276）由此，如果把在一些典籍中使用的“法治”视为名词（“名”），那也可以将其视作概念加以界定和释义，亦即揭示其思想意义（含义）。
第二、“法治”作为术语的存在。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术语，尤其是专门的思想学术术语，都有其明确限定的意义。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术语存在的标志，就是对这个术语有“界说”（中国的训诂学往往称之为“义界”），即定义式的解释。例如，“法”、“德”、“礼”、“义”等，在古代典籍中都有界说，所以都是术语。如《淮南子》云：“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淮南子·主术训》）但是，一个术语的意义，并非全部都是由界说来揭示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有时很不注重对所使用的术语下定义，而是采用其他的释义（“义训”）方法，来说明术语的意义。如训诂学提到的“描写”的方法。训诂学家赵振铎说：“描写是释义常用的方法。”古代一般将“描写”方法用于义训名物，即动物、地名等，有代表性的如《尔雅·释兽》篇。但“说明性能、比较异同、限制范围、叙述状态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10}(P.150、152)[4]笔者认为，在先秦，对“法治”的义训，也可能采用了“描写”的方法。这就是《管子》和《韩非子》中对“以法治国”的叙述。《管子·明法》曰：“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5]《韩非子·有度》云：“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斲，准夷而高科削，权衡悬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6]在这两段描述中，所谓“以法治国”作为“法治”的深层结构，其含义也就呈现出来了，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阿贵不遗贱。今人解读、分梳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也大多是以此含义为主调和核心的。如果可以作这样的一种理解，那么把“法治”看作为一个术语，也就不致于大误。
第三，《晏子春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使用的“法治”一词与先秦法治思想的关系。《晏子春秋》所述桓公“修法治”，概括的是齐国以法治争功图霸的事实，表明了先秦存在法治观念，自不待言。而《淮南子》和《后汉纪》两书，既非先秦的典籍，也不是法家的作品，其所用的“法治”名词，为什么能够标举先秦以法家为主（包括个别主张任法、尚法因而颇与法家同调的黄老家、名家。下同）的任法、尚法、以法治国的那些思想呢？若舍此而仅凭《晏子春秋》的只言片语，要把“法治”这顶帽子戴在先秦法家的头上，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建立《淮南子》和《后汉纪》中的“法治”名词与先秦法家之间的思想尤其是语词上的联系，也成为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