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学术界对先秦法治思想已经有广泛深入的探讨，对“以法治国”及其“以法为治”之义、“生法者君也”之义、“救世、富强、致治、尊君”之义，亦无什么分歧意见，所以本文不予置论。而对于“法之必行”主要是“君主从法”之义，则存在不同理解，而且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法家陷入了深度困境，出现了法家无解的致命难题，故特再予诠释。
“法之必行”，是法家的重要主张，也是先秦法治概念的一个核心涵义。它与另外三大要义都紧密相关：法如不能必行，何以为治、致治？法生而不必行，君主生法何益？法之不行，法又怎能“救世、富强、致治、尊君”？可见，“法之必行”是“法治”的一大关键。如果予以分梳，“法之必行”之涵义，具体有三个层次：
其一，一般性倡言“法之必行”，即强调一国或天下的全体上下都普遍行法、从法。如《商君书·赏刑》建议依靠严刑峻罚来使上下臣民从令、行法：“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8]而《商君书·画策第十八》则曰：“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这显示商鞅把“使法必行之法”视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也突显出他对“法之必行”的重视。他认为，只有具备了“使法必行之法”，“法之必行”才有真正的保障。《慎子·逸文》也指出，不论智者、辩者、士臣都不得越法、背法行事：“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9]尤其是《管子·任法》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其曰：“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所谓“从法”之“从”，是什么意思？尽管对《管子》一书的训诂、注解，少见对“从”的释义，但《尔雅·释诂第一》早有明确的诂释：“遹、遵、率、循、由、从，自也。通、遵、率，循也。”可见古文“从”与“遵”、“循”等有顺从、遵从、沿着之意。{15}(P.12、13)又郑玄注《礼记》“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之“率”、“从”字，曰“率，循也；从，顺也。”{16}其后，宋代朱熹、真德秀等，也依从此注。所以，“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就是君臣上下贵贱都顺从、遵从法律。求天下大治，莫过于此。
其二，重点强调要使“法之必行”，必自“上”、自“贵”行之。司马迁《史记》两次记载商鞅之言：“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一次是《秦本纪》：“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17}(P.147)另一次是《商君列传》：商鞅新变之法，“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18}(P.1766)在商鞅看来，既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那么法之必行，就首先要自贵行之、自上行之。法不行于上，下必轻之蔑之避之弃之。此外，官吏守法，也是法自上行之的组成部分。所以，“以法治国”，重在官吏从法，进而使民守法。如《商君书·定分》主张：通过法律宣传，使吏民双方皆知法律，并互相制约，促使另一方从法、行法。“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则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敢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也指出：“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
其三，特别强调“君主从法”。这一涵义在《管子》一书中得到反复申明。前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实是要求君主与臣民一样，都要受法律的限制。又，其《法法》曰：明君“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君臣下》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明法》也说：“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凡此都是要求君主从法、守法，即其行与止必须合法，不能背法、废法。梁启超曾屡次批评法家的“生法者君也”的主张，认为这是最终导致君主高于法律、不受法律约束的最大根源。他说：法家“知道君主要行动于法律范围以内，但如何然后能贯彻这种主张，他们没有想出最后最强的保障。申而言之，立法权应该属于何人？他们始终没有把他当个问题。他们所主张法律威力如此绝对无限，问法律从那里出呢？还是君主？还是政府？他们虽然唇焦舌敝说：‘君主当设法以自禁’，说：‘君主不可舍法而以心裁轻重’，结果都成废话。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这是他们最失败的一点。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别派的攻击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君主破坏尽了”。{19}(P. 3710、3711。）这种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的。但法家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法法》篇曰：“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这即是说，尽管法由君主所生，但君主也不能随意废弃其所生之法而治国，正如“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也可以说，这实际上是法家试图对君主随意“生法”因而导致不断废法的行为有所警示与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