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诈害案外人恶意诉讼案件之类型化分析

　　诈害案外人恶意诉讼案件的具体形态多种多样，如果将这些案件予以简单归纳，从目前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逃避债务型

　　为了逃避偿还案外人的债务，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恶意诉讼。夫妻中丈夫一方对外欠有债务无力偿还，为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双方通过诉讼，请求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债权人由于不知道他们进行的诉讼，在诉讼中无法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名义参加诉讼。这类诉讼的结局给执行中的法院出了难题，法院为了实现正义，为了保护案外债权人的利益，在实践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一是在执行过程中追加执行离婚案件中获得全部或绝大多数财产的当事人的财产，即执行案外人的财产，理由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应当由夫妻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但是，这种执行方式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法院的理由比较勉强。还有一种方法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确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事实认定有错误，予以纠正。但是，这种方式仍然是法律依据不充分，法院再审的理由比较勉强。

　　（二）转移财产型

　　为了在以后的诉讼中多获得本来不应当获得的财产，与对方当事人串通恶意诉讼。夫妻一方为了在以后的离婚诉讼中多获得财产，与他人串通虚构债务，由他人对夫妻这一方提起诉讼，或者对夫妻这一方所有的企业等经济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偿还债务。而且在诉讼中，这样的当事人多请求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所谓“纠纷”。诉讼中，夫妻的另一方无法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进入诉讼。诉讼结束后，夫妻的另一方由于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也无权申请再审。

　　（三）侵占财产型

　　股东利用担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为了诈害其他股东的权益进行恶意诉讼。例如A、B两公司成立联营公司或合资公司，担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A公司（或B公司）的负责人，利用自己担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的机会与其所在公司进行诉讼，为了损害联营公司或合资公司的合法利益，对其A公司（或B公司）在诉讼中做出不应当的承认、自认。例如：A信托投资公司与B公司订立联营协议书，决定共同出资成立C公司。C公司成立后，经董事会同意向A公司借款7000余万元，向B公司借款2000余万元。联营合同约定，借款在C公司有利润时偿还。但是，A公司利用其本公司人员担任C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的时机，在C公司没有经营收入，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恶意起诉C公司，请求归还借款及其利息和罚息。在诉讼中，担任C公司主要职务的A公司的人员承认了A公司全部的诉讼请求，并放弃了一系列有利C公司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致使C公司承担了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B公司对这一切不知晓，诉讼结束后方得知。但是此时B公司如何得到司法救济却成了问题。[5]

　　（四）推卸责任型

　　恶意诉讼者借作为当事人的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其开办者将依法为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与对方当事人串通，利用诉讼程序，制造该公司败诉的结果，令案外人在执行程序中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

　　（五）规避法律型

　　恶意诉讼者原本与案外人之间有法律关系，应当履行交付特定物的义务。但是，为了规避义务的履行，而与他人串通进行诉讼，借用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根据调解协议向该他人履行特定物的交付义务，损害案外人的利益。例如，被告王某以8万元的价格购得房屋一套，转手又以85000元的价格卖给张某，并将钥匙交给张某，准备过户期间，因房价上涨，王某又将房屋以10万元的价格卖给李某。为了规避向张某履行义务，王某与李某串通，由李某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他们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要求王某交付房屋。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制作了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立即办理了房屋产权过户，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交付房屋。原买房人张某得知后，因诉讼已经终结，调解书已经履行，法院无法给于司法救济。[6](P6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