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

　　有学者认为，社区矫正应当是首先由审判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决定对犯罪人适用，然后将犯罪人安置在社区中进行监督和控制等活动的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如果没有审判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的决定，社区矫正就不可能合法地产生。同时，如果不将犯罪人安置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在这些措施、方法或者制度的执行过程中缺乏社区参与的环节，也不能将它们称之为社区矫正。例如，一次性缴纳完毕的罚金刑，就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区矫正。在社区矫正五种类型中，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是刑种，缓刑是量刑制度，暂予监外执行和假释是行刑制度。因此，可以说，对社区矫正的性质的完整表述应当是，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与行刑制度相结合，但是偏重于执行的一种综合性措施、方法或者制度。[15]

　　（四）社区矫正是行刑场所。

　　有个别学者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从严格意义上讲，社区矫正既不是刑罚种类，也不是刑罚执行方式，而是指行刑场所。现行《刑法》第三章中并没有出现“社区矫正”的表述规定，所以，“社区矫正”不是刑罚种类。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三部法典中均没有社区矫正的规定。如果说刑罚是源概念，那么刑罚执行方式就是上游概念，刑罚执行场所就是中游概念，社区矫正是下游概念。从法理上讲，判决的刑罚必须要执行，执行方式有常规执行方式、变更执行方式两种，而执行方式必然引出执行场所，这是行刑必不可少的空间环境。从刑事法律规定、刑事司法实践上看，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是在封闭式的场所——监狱执行的，管制是在开放式场所——社区执行的；作为常规行刑方式的变更执行方式，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将刑罚的执行场所由封闭的监狱变更为开放的社区。可见，在我国的刑事法律、刑事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定性是在行刑场所的层面上，属于社区矫正的初级形式范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