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革除社会陋习立法
针对清朝专制制度所造成危害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缠足、吸食鸦片、赌博等陋习，临时政府力图用法律予以革除。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大总统令禁烟文》，《大总统通知各官署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等。劝禁妇女缠足，严禁鸦片，禁止赌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临时政府还认识到改革教育的重要性，废止有碍民国精神暨非各学校应授之科目，学校采用的教科书“务令合乎共和民国宗旨”，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进行学制改革，重视社会教育。
总括上述，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暂的时间里进行了必要的立法活动，开创了民主共和国的立法新局面。它所带有的民主性、进取性、革命性均体现了与清朝专制政府的立法根本不同，尽管它带有局限性，而且也未能完全实施，但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和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及民主精神，都具有历史的意义，并且为后人取法提供了借鉴。
二、 北京政府（北洋政府）的法制建构
1912年—1928年，在北洋军阀掌控下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社会动荡，国内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重大变化时期，由自然经济形态向近代商品经济形态的过渡；旧的尊卑等级社会秩序和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正在受到“自由”、“平等”、“独立”法制原则的冲击。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民主政治理念、原则和制度，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也并未因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而消失。北洋政府就是在这种时代潮流的裹挟下，在现代与传统、前进与倒退之间徘徊的同时，进行了法制建构。
（一）为法统而进行宪法性立法
北洋军阀政府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但是为了使其政权通过立宪合法化，所以从袁世凯到冯国璋、段祺瑞都不得不进行制宪活动。1913年10月，北洋政府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这是北洋政府时期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天坛宪草”基本坚持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精神实质，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第一章“国体”）。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均为平等。”（第三章“国民”）。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限制了袁世凯独裁权力的发展。但是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内容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对于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缺乏物质上的保障。袁世凯为了彻底摆脱《临时约法》对他的束缚，下令解散国会，于1914年3月18日召开新约法会议，正式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了《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确立了独裁统治。该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力和义务，和三权分立体制，但它极大的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使之凌驾于三权之上，总统不仅垄断行政、立法、军事大权，而且在选举方式上，可以连选连任终身。《约法》的制定，标志着中华民国的内涵已消失，民主共和政体从根本上被独裁制所取代。1923年10月5日，曹锟通过贿赂手段，被国会选举为大总统，为了平息反对贿选的斗争浪潮，曹锟加紧制定宪法，于10月10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这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正式颁布的唯一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制定的，共十三章141条。在国体方面，将统一国家、民主原则作为最根本的国家制度，要求保证国体的连续性。在政体上，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在行使各项权力时须依法律或经国会同意。在国权和地方制度方面，要求国家统一和地方自治，《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最高法院拥有司法裁决权和法律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军阀专制、反对分裂、建立并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其“贿选宪法”的名声，和对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暴露出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的虚伪性和军阀独裁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