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约法》没有像此前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那样规定采用总统制，而是采取了内阁制。其用意在于划分总统和内阁之间的权力，借以防止和限制袁世凯走向独裁而破坏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合理分配。《临时约法》也没有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没有涉及关系到“民生”的土地问题，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缺乏物质上的保障。这是因为《临时约法》诞生的背景是在南北议和即将达成，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向袁世凯交出政权已成必然之势的背景下，为了保卫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保卫民主共和制度，希冀用根本法的权威性来束缚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的行为，因而带有“因人立法”的色彩而不够完善。但是，以后的历史证明了以法律限制袁世凯只是空想，没有政权做保障的法律是难以实施的，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1]
（二）一般立法
1. 改革官制立法
在《临时约法》所确立的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在军事、警政、教育、外事、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司法及地方政权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在行政法律方面，为了迅速建立和逐渐完善新的官制体系，首先公布了《南京府官制》，之后制订了政府各部的官制，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国务院官制》及总统府各直属机构的组织管理法规，涉及总统府秘书处、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公报局、稽勋局等各部门的编制组成及职责权限，为政府各部门机关的组织和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民国初年，一些地方官职仍由满清旧官充任，把满清的吏治弊端带进民国政府中，为此，临时政府以“任官授职，必赖贤能”为宗旨，“网罗天下英才”，实施谨慎用人政策，“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是为至要。”[2] 拟定了文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文官考试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委员会官职令、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令，等等。规定了民国官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以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办法，同时，根据“官惟其才，赏惟其功”的思想，设立稽勋局进行监督，杜绝有伤国本的“借官为酬”、“有功不录”等现象。
2. 保障人权立法
保障人权是南京临时政府立法的重点，先后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发布了《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令广东都督严禁贩卖猪仔文》、《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大总统通令开放蛋户惰户等许其一律享有公权私权文》，取消“贱民”的歧视和限制，宣布“蛋户”、“惰民”等享有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禁止人口贩卖，废除奴婢卖身制度，解放了在清朝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剥夺了一切法定权利的“贱民”，使他们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临时政府确认男女平等的原则，提高妇女的地位，赋予妇女享有和男人一样的法定权利，首先给予妇女参政权，体现了孙中山主权在民的民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