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量刑基准最为重要，可以进行适度量化，为量刑提供了最基本的坐标参照，其他因素的考量均不得对之过度偏离；广义的量刑基准无法量化，除了运用责任刑对之进行限制之外，只能从程序上对之进行规范，如说明量刑的理由、上级法院的审查、判例指导等。量刑基准经由量刑原则得以解释和展开，并为搭建法定刑通往宣告刑之桥梁提供了设计蓝图与建筑材料，在这一设计蓝图上有两座依次递进的索塔—报应与预防，各自通过斜拉索将远近不同、比例不一的量刑因素联系到自身，共同承担桥梁的平整过渡，到达宣告刑之彼岸。
三、量刑方法—量刑基准的布局与计量
量刑的蓝图和材料已经准备妥当，剩下的就是桥梁的构建方法了。就已经展开了的量刑基准而言，量刑方法应当提供切入法定刑、计算宣告刑的具体方法。
如果我们将法定刑视为桥梁所意欲跨越的水面，那么这个水面还只是绝然抽象的、存在于设计蓝图之上的，是综合考虑所有可能情况的结果，通常涵盖宽窄不同的多个幅度，那么“由行为人实现了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刑罚幅度，（为）确定制裁指明了最初有约束力的方向。”{6}（P1040）这是一个由绝对抽象法定刑向实然具体宣告刑跨越的第一步，是一个介入法定刑幅度的指针（如果存在多个法定刑幅度的话），或可称为桥梁的选址问题。
法定刑幅度（选址）一旦确定，就为桥梁的建造提供了客观的约束，并进入到具体施工阶段。在这个阶段所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刑罚幅度的切入，即基准刑的确立问题，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争论，{15}（P327）肯定说内部又存在抽象说与具体说的分野，{15} （P325-326）具体确立方法又分为中线论、分格论、重心论、危害行为论、主要因素论等。{16} （P53-56）笔者认为，所谓的基准刑是刑罚的起算标准，是从定罪到量刑、从法定刑到宣告刑过渡的基石。对于基准刑的界定应当立基于刑罚的本质，并为进一步的刑事政策考量奠定基础、设定界限。狭义的量刑基准以行为责任为基础，是衡量罪刑是否均衡的标尺，而且可以适度量化，因此应当以狭义的量刑基准为确立基准刑的标准。我们不应放弃寻找基准刑的努力，否则量刑规范化便会因为失去了参照而只能是一句空谈；基准刑的确立也不能过于繁复，涵盖了所有的量刑情节的基准刑只能一无是用；同时，基准刑的确立也不能过于精确，不仅因为这在理论与实践上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因为这种做法会导致量刑过于机械。
在司法的层面讨论量刑基准有一个预设的基本前提，即立法已经在抽象的层面上为构成要件设定了相适应（相均衡）的刑罚幅度（法定刑），即罪刑均衡，申言之，当把罪责（违法性大小和狭义的责任程度）全部抽去，所剩下的“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就只能对应于法定刑了。因为是抽象的，所以法定刑幅度内的任意一点都可以认为是符合罪刑均衡要求的，如此，法定刑幅度内的任意一点都可以作为基准刑，也就失去了确定基准刑的意义。如果仅仅加入对部分行为事实的具体考量，如所谓的“典型状态”的提法，便是人为地将罪责割裂为两个部分，且不论其依据何在，有何意义，仅不得对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评价就难以自圆其说。而“重心说”等经验性地寻找基准刑的方法，作为统计以及将来对调节比例进行微调的参照未尝不可，但难题在于为何其他案件的量刑能够作为某一具体个案的量刑参照？更为甚者，如果过往案件的判决结果不符合法律规定，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再加上时势变迁，难道仍然要以此为确定基准刑的标准吗？因此，基准刑就其所涉及的量刑因素的范围来讲只能是罪责因素，不可扩大也不宜再细分，即应当以狭义的量刑基准为标准，其主要目的是实现罪刑之该当，但是因为报应之正义无法指示出一个绝对具体的刑罚，因此只能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刑罚幅度。在此幅度内可以考虑预防犯罪之目的，并最终确定宣告刑。在此，所谓的基准刑就是行为责任所对应的刑罚幅度。此为法定刑通往宣告刑之桥梁的第一个索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