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治国家的权利救济制度，公力救济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私力救济则长期处于“潜伏状态”。然而，司法审判毕竟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将所有的纠纷都交由裁判来解决是不现实的。即使无视现实的制约而大肆鼓吹裁判万能论，但大多数纠纷通过裁判以外方式加以解决的事实依然是不会改变的。“个体正义更多的是在法院之外而不是在法院之内获得。”{4}而且，公力救济的主导地位，并不能完全否定私力救济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在行政性纠纷权利救济体系当中，私力救济处于重要的补充地位。

　　当然，就合法性而言，私力救济包含以下三种类型：(1)合法的私力救济。是指被法律明示或默示认可的私力救济方式。明示认可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默示认可的如行政和解、非官方调解等。(2)违法的私力救济。是指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私力救济方式。如围攻政府机关、非法集会等。(3)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私力救济。指处于法律“边缘地带”的私力救济模式。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具有规避法律和填补法律漏洞的双重作用”，如房屋拆迁过程中的“钉子户”现象。合法的私力救济不但和法治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有效地解决纠纷，应该加以提倡；违法的私力救济和法治背道而驰，应该加以禁止；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私力救济，具有转变为合法私力救济的可能性，应该加以引导。故本文所倡导的私力救济，仅指合法的私力救济。

　　二、行政性纠纷私力救济的方式

　　以是否有第三方介入为标准，可将行政性纠纷的私力救济分为两类。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与他力救济相对而言的，指纠纷当事人仅凭借自身的力量，使自己的权利损害得以弥补的救济方式。包括“行政和解”、“忍受”和“回避”三种方式。

　　1．行政和解

　　行政和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行政和解包括第三方调解。{6}本文采用狭义的行政和解概念，即行政性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从而调和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它以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裁量权为基础，以双方合议协商为手段，是私人最优的自力救济方式，也是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革新的一个重要路径。

　　2．忍受

　　忍受，是指当事人对既定事实的一种内心确认，它“意味着在维持与侵害者原有关系和被认知的侵害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放弃与对方进行争议和提出疑义的机会，从而在自己内心或己方内部处理纠纷。”{7}私人“忍受”来自行政的侵害或不利益，其原因有许多，如利益损失微小、行政主体没有重大明显违法行为、当事人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等。虽说“忍受”并不是一种最优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在某些利益损失和社会影响轻微的行政性纠纷中，从经济角度讲，作为一种利益衡量之下的“理性选择”，“忍受”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纠纷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