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证据可采性这个核心，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的主体由各种排除规则所构成。“威格摩尔曾经说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现代证据法的整个结构，都依存于证据的专门化使用和限制性使用。确实，普通法上的证据原则普遍是以这样的出发点来予以阐释的，即证据原则是由证据排除规则来支配的”。[32]狭义的排除规则一般是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排除规则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关于事实的排除规则等。根据排除规则，某一项证据材料，即使完全“客观真实”，如果属于法律规定应予排除的范围，也不能作为诉讼证据而采纳。证据排除规则典型地体现了法律真实的价值，而与客观真实的基本追求无法相融。此外，诉讼法上关于证明责任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也不能用客观真实的要求加以解释。总而言之，诉讼证据规则建立在“法律真实”观的基础上，如果以“客观真实”观之，则整个证据规则都无存在的必要。这恐怕也是我国长时期不重视证据规则研究，更没有建立起诉讼证据规则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
刘田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
【注释】参见叶自强：《从传统自由心证到现代自由心证》，载《诉讼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第378—423页。
刘金友主编：《证据法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黄楠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50年的回顾》，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5期。
徐怀东、刘世文：《论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历史化展开》，载《文史哲》1999年第5期。
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127页。
葛洪义：《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限制诉讼证明无限期进行的因素很多，可参见卞建林、郭志媛：《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该文对此问题作了非常全面的论述。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转引自M?w?瓦托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
李文健：《转型时期的刑诉法学及其价值论》，载《法学研究》第l9卷第4期。
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沈达明编著：《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李文健：《转型时期的刑诉法学及其价值论》，载《法学研究》第l9卷第4期。
参见刘品新：《我国构建证据规则的视角调整》，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二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参见汤维建，《英美证据法学的历史、传统与证据规则》，载《证据学论坛》第2卷，何家弘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