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与其说实践之学的起点是公理学设定的不可推翻的必然性知识或真理，不如说是那些人们在实践中获取的意见( opinion 或Meinungen) 或常识( sensus communis，eingespielter Allgemeinsinn，common sense) 。尽管意见是纷呈杂多的，而且可能是相互发生争议的，尽管常识不能与真理本身画等号，但是正如古人早已揭示的，人是“生活在有知和无知之间的意见的动物”{19}，也是在实践中逐步习得常识、并以常识作为生活根据的动物。人们的意见和常识中既可能含有集体无意识的谬误，也可能包括无可辩驳的知识和真理。正如近代著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家扬姆巴蒂斯塔·维柯( Giambattista Vico，1668 － 1744) 所言： “正如知识源于真理，错误出自于谬误，常识就诞生于似真之物。这是因为似真之物可以说介于真理与谬误之间。”[3]也就是说，作为似真之物( 或然之物，verisimilia) 的人们之普遍性意见或常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可证成性、可靠性，它几乎大部分都是真的，很少是谬误，因而也就构成实践推理之必不可少的前提。故此，实践之学首先在似真之物之中探索，其中，“常识既是所有实践智慧的原则，又是雄辩术的原则。”[4]实践智慧不是从某种抽象而普遍的原理出发，而是从具体而现实的情况出发来达到某种实践的( 比如政治的) 目的，因此，就其本性来说是经验性 的、归纳性的和实验性的。这样，从实践之学的研究角度看，一般先是寻找、收集人们已经获取并持有的意见和常识，然后通过特定的程序对此加以甄别、确证，发现和确定隐匿在其中的可靠知识或真理，发现和确定推理的前提。显然，这是一个从意见或常识开始、逐步有节制地上升到确定性知识的过程{19}121。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论适合于实践之学完成这一“从意见或常识开始、逐步有节制地上升到确定性知识的过程”呢？ 对此，扬姆巴蒂斯塔·维柯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古代，投向了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论题学。
我们首先从维柯的一篇演讲辞谈起，因为这篇演讲辞在西方17、18 世纪有关方法论的“古今之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份量。1708 年，维柯作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演讲教授( professoreloquentiae) [5]在所作的第七次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 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 中，曾经对他那个时代的研究方法( 即我们上面所考察的17 世纪的几何学方法) 和古代的研究方法进行对位比较，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而严肃的问题：“这两种研究方法究竟哪种更正确、更优越，我们的还是古人的？”{19}113 － 114 他把古人的方法称之为修辞学( 论题学) 方法，而把新的方法称之为新批判方法( nova critica) 。前者主要是由西塞罗传下来的古代遗产，后者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是所谓笛卡尔主义( Cartesianismus) ，也就是由17 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 Reně Descartes，1596 － 1650) 所突出代表的那种思维方式，维柯有时直接把笛卡尔的方法等同于我们现代人的方法。维柯承认，无论从便易性、有用性还是崇高性上，毫无疑问，我们现代人的研究方法将会比古人更正确、更优越。他注意到： 新批判法给予了我们第一性真理( primumverum) ，即，具有绝对确定的知识的理论真理。其进一步的展开则按照几何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按照真正出现过的最佳的证明科学的标准，甚至运用尽可能冗长的连锁推理( sorites) 来进行。具体而言，分析法以其惊人的便易性，解决了古人没能解决的几何问题，化学对古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却是现代人的发现，医学的分支药物学是古人梦想的科学，而现代人已经成为这门学科的主人，如此等等。维柯强调： “今天在几乎所有的学问研究中，只追寻一个目的，那就是真理……。”{19}120 然而，在维柯看来，新批判法也具有种种弊端： 它把所有第二性真理( secunda vera) ，即，仅仅具有似真的、或然性的实践真理，以及所有似真之物( 或然之物) 像谬误一样从心灵中驱逐出去。它把只适用于自然领域的方法挪用到人事( res humanae 或Menschlichen)领域，用知识( 理论智慧) 取代了“明智”和“审慎”( 实践智慧) 与雄辩( 语言智慧) 。这可能造成一种错误，即仅仅追求第一性真理( 知识) ，而忽视第一性真理( 知识) 与具有似真的、或然性的实践真理( 第二性真理) 的常识、意见之间的关系。其危险就在于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睿智洞察力的丧失，想像力和记忆力的萎缩，语言的贫瘠，判断的不成熟，简言之： 人事的蜕化。维柯指出： “真正智慧之人，他们在生活实践的曲折不定中采集着永恒真理，而因为真理不可能直接达到，他们就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来实现。”{19}142“不审慎的学者从最高真理推出较低真理，而智慧之人则从较低真理中引申出最高真理。”{19}142
根据维柯的说法，古代的修辞学方法，特别是它的核心部分即修辞论题学( die rhetorische Topik)却可以提供人类才智，培养想像力和记忆力，教育人从极其不同的角度观察某个事情，即，去发现丰富的观点。维柯认为，人们必须把古老的论题学思想置于新的思维方式( 即新批判法) 之前，因为若没有老的思想，新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根本不会成功。论题学的开题在本质上先于对其真理性的判断，同样，论题学方法的培养应该先于批判法。但按照维柯的原意，论题学方法对于批判法的先在性并不是等级意义上的先在性，而是时历上的和逻辑上的先在性。所谓时历上的先在性是指： 在青少年中首先要发展的是想像力，而后才是理性推理，这个时候，论题学方法( 而非批判法) 的培养更有益于想像力的养成； 所谓逻辑上的先在性是指： 在论证时，人们必须首先去发现各种论题，而后才能判断其真理性和可靠性，前者是论题学的工作，后者是新批判法的工作。{19}124这样，在维柯的演讲辞中有两组词对立并置： 一方面是“论题学”、“开题”、“修辞学”、“想像力”、“似真性”、“历史”，另一方面则是“批判法”、“判断”、“逻辑”、“推理”、“真理”、“数学”。维柯并不认为论题学完美无缺，其常常良莠不辨，故此他提出应做到“现代和古代的研究方法的融贯统一”( De recentiori et antiqua studiorum rationeconciliata) ，建议“应该根据整合判断( integroiudicio) 的原则，让青少年们接受所有科学和艺术的教育，以便用论题法开发( 科学艺术的) 各项环节，并且根据同样的方法，通过常识提高和增强其审慎智慧和雄辩才能，通过想像力和记忆力来发展以这些心灵能力为依托的诸门艺术，然后才研习批判法，最后才对其所学做出自己的整合判断。……通过这样的训练，他们就能在科学研究中发本求真，在实践生活中审慎睿智，在论说言辩方面博大精深，在诗艺绘画上富于想像，在法学上博闻强记。”{19}128所以，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维柯已经隐隐约约地向我们勾勒出了与实践之学相一致的方法论的轮廓，即： 对生活之流与永恒真理之间的关系予以恰当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