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近代对移植外国法做出的最有经典意义的本土化动作，就是用“五权宪法”改造中国传__统封建政权组织和传入的西方宪政体制。一方面，自从17世纪英国、18世纪法国和美国等确立起立宪主义传统之后，共和制、议会制、总统制、责任内阁制以及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等已经成为西方宪政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很早就出现了“宪法”一词，但其并不具有近代宪法之内涵。[31]因此，立宪体制本身对中国社会而言，完全是新的事物。20世纪以后，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和立法者，将西方的立宪主义移植进了中国的土地，并进行了全新的本土化创造工作，发明了“五权宪法”。1923年3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教育会上重新阐述了他于20年前提出的“五权宪法”的内涵，他指出：“所谓宪法者，就是将政权分几部分，各司其事而独立。各国宪法只分三权，没有五权。五权宪法是兄弟所创。……五权宪法，分立法、司法、行政、弹劾、考试五权，各个独立。……［我们］将君权中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提出，作为三个独立的权，行政设一执行政务的大总统，立法就是国会，司法就是裁判官，与弹劾、考试同是一样独立。”[32]
孙中山先生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和中国的君权实践均有弊端。在三权分立状态下，国会兼行弹劾(监察)权，政府兼行考试权。但国会兼行弹劾权时，既使政府在国会上下两院中受“两个婆婆”管，左右为难，在现代政党制度下又会加剧党争，还使国会无法集中精力立法，因此必须独立并行。考试权则涉及官吏培养和使用的大问题，政府兼管考试权，则会带来或由选举产生官员，或由任命产生官员的结果，而这两种方法，对官吏的培养和廉洁均不利，容易产生腐化和人不能尽其才的弊端。[33]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宪法”的构想：“我们现在要集中外精华，防止一切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34]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宪法”构想，在他生前(1925年之前)没有能够实现，而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才得以逐步实施。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和1946年12月2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将“五权”作为设置国家权力的基本格局。直至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仍然一直延用着“五权宪法”的模式。因此，中国近代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并由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五权宪法”，完全是一个中国近代移植西方宪法、结合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的经典范例。至于这一范例是否成功，其利弊得失如何，是否改变了中国的宪政实践，则还需要时间的进一步检验，对此的研究也需要宪法学界做出更多的关注和努力。
三、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仅法律后进国家、法律派生国家，对法律先进国家、法律原发国家的移植是必然的，而且其本土化也是必然的。近代中国是如此，其他东方国家的情况如何呢？
先来看看菲律宾的情况。1898年6月，菲律宾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次年1月21日，制定了亚洲第一部民主宪法《菲律宾共和国政治宪法》(TheRepublicofthePhilippinesConstitutionofPolitics)，[35]23日成立了菲律宾共和国，这也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就在同年12月10日，因美西战争后签署的《巴黎条约》，菲律宾又成为了美国的殖民地。直到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才真正取得了独立。1899年《菲律宾共和国政治宪法》，参照法国、比利时、墨西哥、巴西等国宪法而制定，吸收了西方宪政中的总统制、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宗教自由、政教分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虽然由于美国的侵占使这部宪法大部分未能付诸实现，但在美国殖民时期，“西班牙的法律和法典继续有效，只是政治性质的法律和与公正的美国原则和制度相抵者不予适用。”[36]1935年3月23日，由美国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1882－1945年在任位)总统批准生效了一部新的宪法，同年5月14日，该宪法为公民投票所通过。之后，在马科斯(FerdinandMarcos，1917－1989)任总统期间，也曾通过一部宪法。科拉松·阿基诺(CojuangcoAquino，1933－2009)任菲律宾总统后，又通过公民投票，产生了1987年宪法，即现行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维持了以前菲律宾对西方宪政移植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