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量刑幅度及刑期计算过度辩论的弊端
将量化理念引入量刑领域，其好处是使原本抽象的量刑活动清晰化可计算，有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然而由于数字天生具有可拆分性，既有整数位1、2、3、4、5不等的细化，也有小数点位，甚至是无穷尽的细化。对应到刑期就会有年、月、日、时、分、秒的表现。自由是每一公民的重要权利，这一点对被告人也不例外，能少羁押1个月，甚至是少羁押1天或1个小时也好。在这种精确化量刑理念下，人们长期习惯于以年或月为单位的整数量刑观念受到强大的冲击。
《刑事诉讼法》第75条第2款规定：“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对此，我们的量刑刑期是否可以量化到时、日？对此疑问、担忧，笔者2009年7月份在河南郑州参加全国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培训时，曾讨教于同行，部分工作开展较早的同行讲，其法院在试点初期曾将量化，如幅度选择等纳入庭审辩论，也曾尝试将法院对量刑幅度的最终决定作为量刑理由，在判决书中载明，但最终试点下来，一是庭审活动时间延长，控辩双方围绕量刑在年月日，甚至是时等斤斤计较；二是裁判文书比以往更长了，简易案件不简易，量刑结果千姿百态。撇开有损司法严肃性不谈，仍还不能有效回应人们的质疑，为什么你选择的是30％，而不是50％或幅度内其他比例？通过查阅笔录及卷宗，笔者发现对量刑从宽、从重与否、幅度的取舍，公诉人更倾向从严，而辩护人则更倾向于对被告人最有利的幅度，两者有时相差较大。
（三）防止量刑幅度过度辩论，应坚持适度辩论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实则“量刑是一个应对犯罪这种人类最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智力活动过程”、“量刑过程是始终充满变数的，并不完全按照理性思维运作”、“拿捏的分寸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同”、“而较为随意地看待量刑情节以决定刑罚，或者反过来，较为刻板地看待量刑情节从而进行量刑的做法，不但都没有考虑如何使量刑活动符合‘美’的要求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使刑罚功能丧失殆尽”。[30]因此，笔者建议：第一，在庭审中，对量刑的幅度比例应确立适度辩论原则，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有规定而不用，被束之高阁窘境；另一方面也避免对比例、幅度过度辩论现象的产生，有失司法的严肃性，保证量刑均衡与个别化对立统一。第二，应尽快对量刑中刑期的单位作出明确，除个别较特殊的情形可以日为单位外，一般应以月、年为刑期单位，以避免各地量刑结果陷于五花八门、无序的状态。第三，对经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量刑情节及相应比例幅度，[31]除经审查依法不能成立、或控辩双方所提幅度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在裁量决定刑罚时，一般应予采纳。第四，决定具体案件中量刑情节的适用幅度，应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涉众型犯罪，在确定从宽幅度时，要从严掌握；对较轻的犯罪，如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老人犯罪、初犯偶犯等，充分体现从宽的政策，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五、二审、再审量刑程序的展开与探讨
与估堆量刑不同，《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进行量化，采用表格式列举，使得二审法院对基层法院的量刑活动具有较强的可审查性。一审法院在量刑情节方面存在的应提未提、提取不当、适用比例不当等情形，作为二审法院能否当然直接发加改判？如此会不会导致一般刑事案件的发改案件增加？使一审法院的压力加大？在原有估堆量刑模式下，二审法官在办理上诉案件时，针对上诉人的量刑上诉，虽有偏重、偏轻的感觉，但如达不到畸轻畸重的程度，一般二审会以“原判决量刑在法定幅度内”为由驳回上诉。如今，量刑规范化试行后，在量化、精确制导量刑理念指导下，我们应采用什么样的二审量刑程序，甚至是再审的量刑程序进行回应？
与一审案件以开庭审理为常态不同，二审法院对二审案件有两种审理模式，书面提讯审与开庭审。虽然我国刑诉法规定二审应当开庭审理，但长期以来二审仍是以书面审理为主，通过提讯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后，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对全案事实进行审查后，作出判决或裁定。因此，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对应到二审法院，就有两种生存环境，即如何将量刑纳入书面审以及将量刑纳入二审开庭审。对此，笔者认为，对书面审的二审案件，可以在提讯时，有针对性将量刑事实列出来，听取上诉人关于量刑情节的描述、刑罚适用的意见，承办法官在阅卷时，应着重对案卷中上诉人的量刑事实进行重点审查，以检验一审法院是否存在当提未提、提取不当、幅度适用不当等情形，在评议时向合议庭报告，审判长在主持合议时，也应注意引导合议庭成员着重对量刑作出评议。对开庭审的二审案件，其庭审程序除遵守刑诉法关于二审及参照一审程序的相关规定外，对上诉人对一审认定事实、定罪无异议的，在二审庭审中可以重点围绕量刑事实展开调查、法庭辩论；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仍坚持无罪或彼罪意见的，可以在重点审查定罪问题后，行使释明权，引导控辩双方在一审基础上，再次就量刑问题展开法庭调查、辩论，使被告人、辩护人享有充分发表量刑意见的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