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对犯罪事实中涉及到的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以及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情节，应由公诉、侦查机关负举证责任，其证明标准与定罪事实一样需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的标准，对案件中出现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公诉、侦查机关没有掌握的情况下，可以由被告人方承担举证责任，由其予以证明，该证明标准与定罪标准有所区别，可以采用盖然性优势的证明标准。[26]对已纳入犯罪事实、对被告人作为入罪或法定刑升格的情节，不应再重复评价，比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被告人盗窃7000元，同时系累犯，依司法解释属“其他严重情节”，法定刑应升格，公诉机关在升格后，又要求将该累犯情节再予从重处罚，但未获法院采纳。[27]
四、量化视野下量刑幅度的取舍与裁量
量刑规范化工作改革中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将量化理念引入量刑活动，采用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原则，将原来相对宽泛的法定刑、模糊量刑情节，通过量刑起点、基准刑、调节刑、增加或减少刑罚量等概念及相应的量刑方法、量刑步骤的转换予以清晰化。虽然在早期试点过程中，还存在点与幅度的争论，或者有意识地将点与幅度分别试点检验利弊的需要，但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经验大量的积累、素材的不断丰富，人们对量刑规范化研究、认识的深入，幅度设置逐步取代点的设置。最高法院正式公布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文本，已全面用幅度取代了原来点、幅度混合的规定。如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的，可以在6个月至1年6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每增加一人轻伤，可以增加3个月至6个月刑期”等。[28]
（一）法庭审理中量刑幅度的可辩性
量刑幅度作为一个区间，其天然具有可分性，采用何种定值对被告人最终的量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必是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中兵家必争之地。众所周知，量刑起点高低的确定、刑罚量增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基准刑的多少，进而最终影响对被告人的宣告刑；即使是同一基准刑，由于从宽、从重幅度的不同，如果再加上量刑步骤、方法变量，最终量刑结果也大相径庭。
以重伤2人为例，故意伤害致1人重伤的，可以在3年至4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假设其有下列量刑情节：每增加一人重伤，可能增加1年至2年有期徒刑；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各取上下限为量刑起点及增加刑罚量计算，第一个基准刑是36个月＋12个月＝48个月，第二个基准刑为48个月＋24个月＝72个月，我们取同一基准刑，在90％以下幅度选择不同从宽幅度，所选从宽幅度越大，被告人实际判处刑期就越短，如果选择最大限90％，其刑期为48个月×（1－90％）＝4.8个月，可以选择判处拘役刑，但如果选择从宽幅度50％，其刑期为48个月×（1－50％）＝24个月，两者相差近20个月，这对被告人、辩护人是多么大的诱惑；如果选择同一幅度，但由于基准刑的不同，最终刑期也会出现很大差异，尤其是基准刑的基数越大，实际刑期之间差异就更大，笔者在此就不详细演示。
在量刑规范化工作处于试点时，由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等试点文本界定为秘密级文件，仅限于试点法院、法官使用，不为公众轻易接触、知悉，因而使得律师、被告人对相关幅度也只是一知半解，故而无法有效使用。在笔者调取的港闸法院试点期间审理的50件庭审笔录中，仅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律师在周代元、周代清故意伤害案庭审中提出幅度适用要求、量刑意见，也就不足为奇。然而，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正式对外公布，成为律师、被告人、社会公众自由使用的法律文件，律师参与量刑活动积极性的提高，围绕量刑起点、增减刑罚量、从宽或从重等幅度的辩论必将成为刑事庭审新的热点、重点，而且日前已相当部分的案件初露端倪，比如通州法院审理的陈新华交通肇事逃逸案，公诉人当庭对被告人自首从宽幅度提出不超过10％的建议，理由是被告人逃逸后毁灭罪证，情节恶劣。而作为参与过试点，量刑规范化工作开展较早的港闸法院，自2010年10月1日正式试行至2011年1月20日，共审理交通肇事等15类涉量刑规范化罪名64件，就有18件案件的辩护人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提出量刑意见。[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