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共犯行为标准说
台湾辅仁大学的甘添贵教授认为，共犯处罚之依据，依因果共犯论（或惹起论）之主张，乃共犯透过正犯之行为而惹起法益侵害之结果，亦即共犯因其教唆或帮助之加功行为，间接或从属地造成法益之侵害；其可罚性，即为间接从属之法益侵害行为。因此，共犯一罪或数罪之判断，亦与正犯同，应以法益侵害作为犯罪评价之基础，并以法益侵害之个数及次数，作为决定犯罪个数之主要标准，故而，教唆犯或帮助犯之罪数，应与正犯一致，而以正犯之罪数作为定其罪数之标准。但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之可罚性，并非借用自正犯，而系其教唆或帮助之加功行为，间接或从属地造成法益之侵害。因此，在决定其刑事责任时，应求之于教唆或帮助行为本身。故于犯罪竞合之情形，自应以教唆或帮助行为本身，作为其处理之标准，此与罪数之认定标准取决于侵害法益个数及次数之情形不同。{3}（P16）
（四）分割可能性说
虽然共犯行为标准说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共犯行为标准说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以一个行为教唆、帮助多个正犯行为的情况很多，如果一概采取共犯行为标准说，会造成想象竞合犯的成立范围过于广泛；第二，在以一个行为教唆、帮助多个正犯行为的情况下，正犯是数罪（并合罪），而共犯是想象竞合，由于量刑基准差异太大，难免造成罪刑不均衡；第三，德国、日本在诉讼法上实行严格的一事不再理制度，对想象竞合犯来说，如果起诉时只查明了一罪，作出的有罪判决的既判力就及于所触犯的其他罪，对其他罪不能再起诉。例如，日本关西大学的山中敬一教授举出设例，甲同时教唆A、B、C三人，让A在东京杀人，B在大阪放火，C在名古屋抢劫，按照共犯行为标准说，甲的教唆作为一个行为构成想像竞合，如果只有A在东京的杀人被追诉并确定了有罪判决，但此后又发现其他犯罪时，既判力及于甲对B、C的教唆，不能加以追诉，这样就很不合理。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在判断共犯的罪数尤其是判断共犯行为的个数问题上，曾任大阪高等法院院长的中野次雄法官提出了分割可能性说，亦即，判断教唆犯或帮助犯的行为是单数或复数，要看其行为是否可以分割，如果是实施一部分就不能不实施另一部分的情况，就是一个行为，如果仅仅是出于方便而同时教唆、帮助的，其行为可以分割，存在着与正犯行为相应的教唆、帮助行为。根据分割可能性说，在上述设例中，甲的行为可以视为三个教唆，不构成想象竞合犯，而是构成并合罪。{2}（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