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现代民法中“人格人”之间的家庭身份关系

　　对近代民法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近代自然法学和德国理性哲学，在为人格的理性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的同时，也确立了家庭内部家长的支配地位，正如克尼佩尔所言的那样，“家庭抵御所有的进攻，并且在每一次试图动摇家庭的争论中，家庭都无往而不胜”。[19]110从表面上看，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仿佛又轮回到罗马城邦国家建立之初的那种“国家”与“家庭”两立的关系上面。然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较之于古代罗马国家，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在“国家”与“人格”的关系上，罗马城邦之人格，本质上就是国家成员之资格，即市民资格，其之取得有赖于国家赋予。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契约论出发，个人对国家的“授权”才是国家得以成立的根据。而个人所拥有的、可得授予给国家的权利，来自于其基于理性所享有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正是由于罗马城邦与近代国家在国家与人格的关系上，因果逻辑截然相反，所以在前者，国家享有极大的主动权，它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地划分、变动个人人格的状态；而在后者，国家则受制于人格的理性基础，实在法只能作为人格的仆从而不能凌驾于人格之上。

　　其次，在“社会”与“家庭”的关系上，当罗马国家从氏族手中接管了政治公共权力之后，家庭便在国家之下继续发挥其经济职能。罗马法上财产的拥有、处分以及责任的承担，无不以家庭身份作为基点。罗马法中的物法部分，本质上不过是人基于不同的家庭身份(如家父、家属；自权人、他权人)，享有与家庭身份相适应的财产权利并从事商品交易的规则。因此，在古代罗马，社会领域与家庭领域是相互融合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封建庄园没落。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使得家庭的经济职能开始由农业转向工商业，“家内工作制(domestic work)”因而出现。“十五世纪以后，家内工作制盛行……业主常为有资本的富商大贾，常能自备原料及工具，分配工作于很多的家内工作者”。[20]636换言之，在工业革命之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商业生产，尚能维持下去。及至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方式的采用，一举击破了家庭经济的封闭、自足性。社会化大生产不仅导致了家庭的生产单位属性的终结，而且决定了家庭的生存只有参与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方能实现。“给古代家庭——生产单位的家庭——以最后打击者，是建筑在机器生产上面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具有经济合作与高动力机器的资本主义，成立巨大有效的生产方式之主宰，这种方式，使家庭之微弱生产被逐出于场外了。”[2]359因此，工业革命以后的家长制，已经丧失了其此前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机器生产方式的采用，丈夫、父亲在家庭经济上的主导性作用已不再具有必然性。

　　如同古罗马中后期的家庭历史已经向我们演示的那样，沉浸在人格海洋里的家庭孤岛，必然会受到前者侵蚀。事实上，近代民法对于家长制的保留，更多的是以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家长制传统、以及近代理性哲学对于家长制的辩护作为基础的。因此，在家庭的经济职能转向社会、夫妻收入的差异日渐式微的背景之下，当人们立足于人格世界中的平等原则，并以之审视家庭关系时，不难发现，家庭关系首先是一种“人格人之间的关系”。当古老的习俗和理论推演所构筑的堤坝，再也抵挡不了人格浪潮冲击的时候，家长制的正义性便受到了挑战。在西方妇女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背景之下，同时进行的，就是家庭法的变革。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大陆法系国家开始纷纷将男女平等原则运用于婚姻家庭之中——妻子的行为能力被恢复；[18]117原来专属于丈夫的权利，如家庭财产管理权、住所选择权，现由夫妻双方共同行使或者按照双方约定行使(《法国民法典》第215条、《德国民法典》第1421条)；相应地，丈夫对于妻子擅自处分行为的撤销权，则由配偶对于对方的撤销权所替代。[18]117、[19]109另外，原先妻子在家庭中的法定角色，如活动范围原则上限于家政、并协助丈夫劳动、生养教育子女等内容，亦被废除。[19]109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家庭法律变革，最终导致了家长制为夫妻间的平等地位所取代，相应地，丈夫的统治权也就让位于夫妻之间的协商。随着人格世界中平等、谈判的交往模式适用于家庭，家庭这个“自然”的事物开始具有了“契约团体”的色彩。变革之后的家庭法被克尼佩尔揶揄为“如同一个社团章程……该章程中涉及名称、登记、婚姻事务执行权、家庭内部收入平衡与清算程序”。[1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