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氏族成员与氏族之间形成的那一道真正的屏障，来自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婚姻的转变。随着剩余财产的出现，这些新增财富的创造者，氏族的男子，成为了这些财富的占有者。这些财富首次“把在氏族时代睡眠了的个人(individual)唤醒了，把他从熟悉的环境中，和田园的和平与隆盛的社会中引导了出来”。[2]117－118在了解到父亲与子女在生理上的联系之后，将财产传给子女来继承，便成为这个时期氏族男子最为强烈的愿望。在这个愿望的驱动下，“有了一点可观的财富的男人，就不再到妻子的母亲家里为妻子服劳役了。他就从他的亲属家中把她买来，她必得离开自己的家和氏族而到他的房子里居住……加入丈夫的氏族，共有丈夫的家庭与姓氏。”[2]179这一变化的影响是深刻的。随着以父亲的血缘作为氏族纽带的父系氏族逐步形成，为了清晰父亲的血缘关系，从而使氏族的范围得以确定，并保证父亲的财产能够由“自己的”子女继承，配偶间的性关系，尤其是针对女性而言，产生了排他性。于是，在氏族内部，“家庭”出现了。这是一个坚固的近亲血缘堡垒，其取代了氏族的个体成员，而成为氏族的基本单元。在这个堡垒的内部，丈夫、父亲行使着最高的统治权——妻子是“专属”于丈夫的，子女同他们的母亲一样，隶属于父亲的权威之下。由此可见，家庭的产生，是婚姻在其固有的自然属性之外，承担起了维持家庭私有财产之使命的结果，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财产战胜原始的自然生长的共有财产的胜利为基础”。[3]68
随着家庭承载起维持私有财产的使命，“家庭身份”的权利、义务配置作用——即人格意义——便凸现出来。详而言之，氏族内部家庭的产生，不仅意味着氏族原先所承担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职能发生了分立，即氏族仅保留其政治职能，成为了一个纯粹的政治组织，而其经济职能则让位于家庭；而且还意味着原先统一附着于“氏族成员身份”之上的“政治人格”与“经济人格”也随之分立，即前者继续与氏族成员身份相联系，后者则与氏族成员身份相分离，转而附着于“家庭身份”之上。从此，氏族中的人开始具有了双重属性：作为“氏族中的人”，其人格意义在于政治领域，具有公共性、社会性；作为“家庭中的人”，其人格意义则在于经济领域，具有封闭性和私人性。由此可见，在家庭身份产生之初，其便具有确立主体资格、界定权利义务的人格意义。
二、作为私法人格的家庭身份及其与公法人格的对峙
最初的罗马政治国家，是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作为氏族的联合，部落联盟的政治体制，是以氏族的血缘纽带为出发点的：氏族成员的身份，乃是参与部落联盟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氏族社会难以适应后来社会生活变迁的关键所在（古罗马氏族社会末期，“国人(populus，氏族成员)”与“平民(plebeians，无族籍人)”的分立，正是这种混居现象的反映。在强调“庇护权”的当时罗马社会，氏族、部落对于这些外族人的定居并未采取排斥态度，“这些移民在‘王’的保护之下，获得一小份土地，从而形成一个低下的农民阶级”。(参见本文参考文献[22]第65页)。事实上，这些无族籍人已经构成了当地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与氏族成员一样，对于当地社会有着共同的利益。在罗马，国人与平民，均承担着兵役义务，并被编入军籍。(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第322页)。然而，在以氏族血缘为基础而构建的部落联盟的政治体系下，这些无族籍人却不能被纳入到政治生活当中，其人身与财产得不到保护，因而始终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罗马一度出现了“靠客”现象，即无族籍人认氏族成员为“靠主”，并通过靠主所属的氏族，寻求政治权利与人身财产上的保护。(参见本文参考文献[1]第324页)。）。由于作为当时政治组织基础的氏族血缘，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狭隘与无力，冲破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束缚，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包容、有力的政治组织形式，成为了时代的要求。这种崭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就是国家。国家“奠基于地域和财产两者之上，它必须通过人们的地域关系来和个人打交道”。[1]264其挣脱了氏族血缘的束缚，摧毁了横亘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血缘屏障，从而直接与个人发生联系，使之摆脱了氏族成员的身份，转而成为国家的组成者，即“公民”。由国家来取代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氏族，这是一种人类社会政治职能载体的变迁。与之相适宜，氏族时期附着于“氏族身份”之上的“政治人格”，转而附着于“公民”身份之上——作为公民，国家中的人无需再依赖其所隶属的氏族血缘关系，即可直接拥有相应的法律地位，享有各种权利并承担义务，如享受自由、参加公民会议、担任国家公职、拥有财产、与公民通婚、订立遗嘱、入伍服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