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国家对家庭的渗透，本质为两个政治实体权力的消长，即国家主权对于家父主权的侵蚀。在原先家庭内部的那种支配与依附关系被国家限制乃至取消之处，人就自然地从阻断个人与国家的家庭屏蔽中脱离出来，转而与国家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相应地，人在家庭中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也就开始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其“国家之人”的资格，而非“家庭之人”的地位了。罗马共和国末期直至整个帝国时期所发生的国家向家庭的入侵，可以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那一场家庭变革的预演。
三、“人”、“身”两立格局的最初理论根源
随着封建社会在欧洲大陆的形成，在以“土地分封”与“效忠契约”为基础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中，人之个体绝非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仅仅是就其所在的等级领域而存在的，由契约的效力范围所限定，他仅仅是上一级领主所辖的社会的成员，而绝非一个“国家公民”——“在当时没有关于社会或领土幅度的意识，也没有民族的或国家的情绪”。[8]312产生于罗马国家的“公法人格”观念，已经销声匿迹。再就家庭关系而言，中世纪“家庭关系受到日耳曼人、凯尔特人以及西欧其他民族的传统民俗和惯习的统治”。[9]274这些民俗法仍然保留着氏族社会末期的家庭关系的烙印，如家长对于家庭成员的支配地位、限制妇女的财产权利等。尽管教会法将婚姻视为一种在上帝面前的两个人自愿结合的圣事，并给予女性一方相当多的保护，[9]277但是由于这种来自于教义观念上的改良，必须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等级制结构，而不得不重视“婚姻与教会的和世俗的社会习俗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9]277与此同时，在基督教义上，本身也存在着上帝对于夏娃“你必须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须管辖你”的训诫(《创世纪》第三章第16节)，因此教会法也必须承认，“丈夫是家庭的首脑，由于他自身的地位，他可以选择住所地，可以合理地纠正他的妻子，可以要求她履行与她的社会地位相符合的家庭义务”。[9]274由此可以看出，在欧洲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教会法“婚姻神圣”的理念，还是上层社会优雅的贵族生活以及骑士浪漫的爱情，均无法掩饰未经过国家与人格的洗礼的中世纪家庭身份所具有的“原始的野蛮法律的苛刻性”。[7]278社会的领权割据以及人格观念的缺失，致使家庭身份得以在其固有的民俗法的轨道上平缓运行，而少受外力的牵引。
直到欧洲君主制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横亘在人之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各级封建领主权的屏障被摧毁，古罗马时期个人与国家的直接联系则因而恢复。在此背景下，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应当在何种模式之下来加以塑造？这个问题，由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所提出，并且通过近代自然法思想上体现了出来。近代社会国家人格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关系，也正是通过这个问题，得到了集中的反映。按照近代自然法的创始人胡果·格老秀斯的论断，“人追求宁静有序的共同生活，向往互爱。此外，认识和遵循对己有利的东西为人之天性及本能。人的共同体就是这样以理性，以‘正确的理性启示’为基础，而不是基于直觉，建立起来。”[10]63在人的“理性”本质之下，“自然法”的核心就是根据人天然的理性属性的要求，人是生而具有人格。国家不过是个人基于理性的选择，通过社会契约达成合意的产物。由此，近代自然法显现出直指君主专制的理论锋芒，“古典自然法在法律与自由及平等价值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至少表明，对人施以的压制性的专横的统治与法律的概念不相融合”，[11]63从而触发了与“君权神授”思想理论的交锋。
在洛克的那篇对罗伯特·菲尔麦爵士的《先祖论》一文予以系统批驳的《政府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菲尔麦爵士对“君权神授”观点进行辩护的立论基础，在于将“君主权”与“父权”相互比照：既然父权的存在是合乎自然的，那么君主权就是合乎自然的，其两者均源自于基督教义中人类的男性祖先——亚当。因为亚当在被逐出伊甸园之时，是集最初的父权与君主权于一身的。[12]5－13值得关注的是，洛克对于这种论调的驳斥，在其所高扬的理性旗帜下，却并没有将君主权与父权一道，归入反自然、反理性之列，而是力图切断君主权与父权之间的可类比性，从而将其区别对待。洛克在《政府论》中，直接声明其并不怀疑格老秀斯的“生育使父母获得对子女的权力”的论断。他所怀疑的，仅仅是上帝在震怒之下，逐亚当与夏娃出伊甸园之时，是否还有可能授予亚当以君主权——“他在原罪‘堕落’中也一样有份……把他逐出乐园去‘耕种土地’，而同时又赐予他以王位和属于绝对权威的一切特权与舒适生活，有这样的事吗？”[12]38洛克的这种主张君主权与父权不可类比的思维方式，在卢梭那里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全部的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之中，首领对于他的人民既然没有这种爱，于是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13]6由此，古典自然法的先哲们彻底摧毁了君主制的理论藉口，以基于人类理性所达成的“社会契约”，作为解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法律模型，人民主权的原则因而确立。与此同时，家长权却被自然法学小心翼翼地接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