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兴解释方法的适用
台湾地区的多数大法官都有留学背景，尤以德国、日本、美国居多。因此，这些国家的宪法学前沿理论，对我国台湾地区的“释宪”实务影响颇深。流行于上述国家的新兴宪法解释方法，亦对“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一）“政治问题不审查”
“政治问题不审查”是司法消极主义在解释方法上的体现。台湾地区宪法学界对“政治问题不审查”的理论探讨极多。其主流通说认为，由于“司法释宪”先天地缺乏所谓“民主正当性”，司法机关在释宪时，应对其他政治部门所作的政治决定保持尊重与克制。“政治问题不审查”的最大症结在于“政治问题”一词实难定义。何谓“政治问题”？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众多纷纭。然而，无论学界争议如何，大法官在解释两岸关系过程中，仍然依据各自的理解娴熟地将此方法运用于实践。
台湾地区学者大多以“释字第328号解释”，作为大法官运用“政治问题不审查”理论的起点。1993年，陈婉真等部分“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审查“大陆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预算时，声请大法官解释1946年“宪法”第4条“固有疆域”的含义，大法官遂对此作成“释字第328号解释”。表面上看来，陈婉真等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确定大陆及蒙藏地区是否为“中华民国”领土，以决定是否通过“大陆委员会”及“蒙藏委员会”预算。然而，这部分立法委员在向“立法院”提交的临时提案中，明目张胆地提出“中国大陆不属于中华民国领土”、“‘自由地区’（即台、澎、金马地区）即为现阶段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所在”等言论[33]，其“台独”之心昭然若揭。由于“释字第328号解释”的“释宪”声请人，直指两岸关系底线，要求大法官确定“固有疆域”的范围。因此，大法官一旦此时作成明确解释，则可能导致两岸关系彻底破裂的后果。熟悉各国法律、深谙各路法理的大法官只有“祭出”“政治问题不审查”的理论，认为“国家领土之范围如何确定，纯属政治问题；其界定之行为，学理上称之为统治行为，依权力分立之宪政原则，不受司法审查”，“固有疆域范围之界定，为重大政治问题，不应由行使司法权之释宪机关予以解释”[34]，从而回避了对“固有疆域”的解释。在解释文和解释理由书中，大法官不惜详细阐述“政治问题不审查”的理论概要，并列举出席会议人员的名单充数，也不对该解释所涉案件的实质着一字、发一言，对争议的关键问题采取刻意回避态度，其目的便是避免触碰两岸关系的底线。
“政治问题不审查”理论亦出现在大法官发布的不同意见书中。如大法官张特生在其针对“释字第329号解释”多数意见发布的不同意见书中，两次运用了“政治问题不审查”的理论。在对所涉案件的定性上，张氏认为，该解释所涉案件涉及“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的权限争议，“确属涉及高度政治性之问题”，大法官“对显然牵涉高度政治性之问题，仍宜自我节制，若介入过多，不惟易致越权之议论，且治丝益棼，可能招怨致尤，有损司法之立场与尊严”[35]。在案件的解决方式上，张氏再次运用“政治问题不审查”理论，认为该案不宜由“司法院”通过“释宪”机制解决，而是按照“政治问题不审查”理论的基本原理，依照权力分立原则，“由行政与立法两院斟酌当前国家特殊处境，协商解决”。[36]无独有偶，另一位大法官李钟声亦在同案中认为，司法机关“不得于审查法令是否违宪而乘机干预政治问题，为司法审查制之重要原则”，“对于其他宪法机关从事之自由政治运作与决定，……，诸如：领土、条约、外交、战争等等事项”，司法机关应“都不插手介入，拒绝受理解释”。[37]
尽管上述几位大法官要求“司法院”大法官“释宪”时严格遵循“政治问题不审查”，然而，这样的说辞恐怕只能蒙蔽初涉宪法的清纯学子。[38]对于绝大多数大法官而言，实难定义的“政治问题”一词，为其逃避对两岸关系的明确定性提供了良好借口，“政治问题不审查”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恐怕也正在于此。
（二）结果取向解释
结果取向解释，是指解释者把因其解释所作决定的社会影响列入解释的一项考量，在有数种解释可能性时，选择其社会影响较有利者{6}。结果取向解释是宪法解释与社会科学联结的主要方式，也是释宪者充当所谓“社会工程师”的重要途径。在台湾地区，大法官往往充当政治改革的辅助者、监督者和善后者{7}。因此，尽管大法官并未在解释活动中明示所谓“结果取向”，但该方法对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重要影响不言而喻。
“释字第242号解释”的起因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人士的重婚问题。1949午后，部分在大陆有妻室的退台人员在台湾再行组成家庭。随着两岸开放探亲，退台人员留居大陆的妻室去台寻找失散多年的丈夫，长期因两岸隔离而被郁积的重婚问题全面爆发。如果依台湾地区“民法”之规定，将会对随国民党退台人员在台湾地区的婚姻认定为重婚，“其结果将致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严重影响婚姻当事人及其亲属家庭生活及人伦关系，反足妨害社会秩序”。[39]大法官充分考量到这一可能之结果，作成承认在台婚姻法律效力的解释。而在“释字第475号解释”中，大法官针对国民党在大陆发行债券之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的声请，考量到“政府立即清偿”的后果，将“势必造成台湾地区人民税负之沉重负担，显违公平原则”，因而决定延缓债权人行使债权。[40]
除解释文和解释理由书运用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外，部分大法官在其发布的协同意见书和不同意见书中亦运用该方法。如在“释字第329号解释”中，大法官张特生认为，在台湾“外交条约之处理，已难以常态方式进行”的情况下，如果将“协定”纳入“条约”，“不特行政院及外交部将受不应有之束缚，国家拓展国际空间活动之努力，亦将受起影响”。因此，“为推展务实外交，争取……国际上之生存空间”，对“协定”“不得不从权处理”。[41]同样，另一位大法官李钟声针对“释字第329号解释”多数意见，在其不同意见书中专辟一节，以“本件解释后果堪虞”为名，对“司法院”凭借“释宪”干预“立法院”行使职权的后果，表示出极大担忧。[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