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系解释
对于体系解释，台湾地区宪法学界存在两种理解。一部分学者认为，体系解释“就是视一部法律或国家法制为一个体系，以文义、概念及关联意义为手段，并藉助逻辑推理的法则所形成解释的一种方法”，此一观点在学界处于通说地位{5}；另有学者认为，体系解释是指“当个别条文的含义发生争议时，先拉高到一个足以统摄所有体制规定的理型，再依循该理型去决定争议条文最适当的涵义……”{4}，亦有学者认为，宪法理论应成为宪法解释的“后设理论”{3}。这些学者对于体系解释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依宪法理论构建理论模型，并以此理论模型作为解释宪法条文的依据。比较两种概念可知，前者所谓体系系指“规范体系”，而后者所谓体系系指“理论体系”。两种体系解释方法在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的实践中均被大量运用。
对于规范体系解释方法，大法官多运用于权利型解释中，且已形成“权利条款+权利限制原则”的解释模式，即先引用1946年“宪法”第二章中某一权利条款，并加以阐释，然后依同法第23条，论证对所涉权利的限制是否与权利限制原则相违背。大法官在“释字第497号解释”中甚至明确指出，“若法律仅为概括授权时，则应就该项法律整体所表现之关联意义以推知立法者授权之意旨，而非拘泥于特定法条之文字”。[24]运用此方法作成的权利型解释俯拾可见。以下以“释字第479号解释”为例简要说明。台湾地区原“中国比较法学会”欲更名为“台湾法学会”，在报“内政部”审批时，被当局以“全国性”团体需以“中国”、“中华民国”、“中华”等冠名为由拒绝，“台湾法学会”遂以行政部门侵犯其“结社自由”为名，声请大法官“释宪”。该解释所涉争议的关键，正如董翔飞、刘铁铮、黄越钦三位大法官在不同意见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台湾是否意含国家名号”的问题[25]，本案是“台独”分裂势力谋求突破“去中国化”法律限制的重要步骤。[26]大法官在审议声请人“去中国化”行为是否“合宪”时，全然没有任何关于统“独”争议的讨论。解释文和解释理由书也对本案“去中国化”争议不着一字，而是从1946年“宪法”第14条导出所谓“结社自由”，又依据第23条引进德国法上的“明确性原则”，将敏感的统“独”争议化解为权利问题，然后以“人权保障者”面目，宣告“内政部”限制“去中国化”行为的规定，因“侵害人民依宪法应享之结社自由，应即失其效力”。[27]至此，大法官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可能引发两岸正面冲突的统“独”问题化解于无形，同时又为“去中国化”活动找到了“合适”的“法律依据”。采用此模式的解释，均以“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或第10条）[28]为先导，首先推出限制人民权利具有“宪法依据”，然后以1946年“宪法”第23条为由，运用“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论证限制人民权利的法律的“合宪”性。有些解释还从1946年“宪法”第二章中，找出一个或两个权利条款以作支撑。除权利型解释外，制度型解释亦有采用此方法的实例。如在“释字第467号解释”中，大法官刘铁铮认为，对第四个“宪法”增修条文第9条[29]性质的理解，应“从宪法上整体原则观察”。在此原则指导下，刘铁铮考察1946年宪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结合“宪法”增修条文前言，将第四个“宪法”增修条文第9条的性质，确定为“过渡性安排”[30]。
对于理论体系解释方法，大法官在解释两岸关系中对其运用得颇为娴熟。早期大法官多依据“五权宪法”理论，用“五权平等相维”为其解释背书。至“释字第261号解释”，大法官为突破“释字第31号解释”所创设的“法统”，不再固守“五权宪法”理论，而是先将“民意代表之定期改选”拉升到“民主宪政之途径”的高度，并将办理次届“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视为“确保宪政体制之运作”云云。据此可见，“释字第261号解释”所赖的理论，已经从代表“中华民国”的“五权宪法”，转移到具有“普适性”的“民主宪政”上了。大法官除依赖既有理论外，还常常创设一些新理论，作为其解释两岸关系的基准。如在“释字第467号解释”解释理由书开篇，多数大法官“不察……制宪时代背景，亦无视宪政经验及法制层面已形成之共识，复不采公法学上同时也是学术界所公认……之通说，在方法上亦未建立强有力之理论架构，甚至未见一句说理，即蹦出了……”地域团体所需符合的两项条件[31]，继而仅通过罗列宪法增修条文相关规定，亦未见任何说理，便径直得出了“台湾省非公法人”的结论。“释字第467号解释”对“宪法规范”模式的运用可谓已臻极致，其不惜违反学术共识，编造一套毫无说服力的所谓“理论”，将“宪法”增修条文中对省级建置的“调整”篡改为“废除”[32]，按照“台独”分裂势力的意图，将“废省”法制化，“释字第467号解释”因此成为调整台湾地区省级建置的重要“法源”。大法官在运用理论体系解释方法时，表现出两个重要趋势。其一，大法官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早期以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为主，其后逐渐过渡到具有普适性的宪法学理论，尤其是德国公法学理论；其二，早期大法官在引用或建构理论体系时，大多脱离“宪法”规范，从“国父遗教”中寻找依据，其后，大法官则注意依托规范，从“宪法”规范中寻找理论体系的根据。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大法官即便依据的是相同的条文，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也不必然相同。如同样依据1946年“宪法”第23条，“释字第479号解释”推演出明确性原则，而依“释字第558号解释”、“释字第618号解释”等则推演出了比例原则。上述两个趋势清晰地说明，大法官对两岸关系的解释，逐渐从政治语言的堆砌，转到法律语言的包装上来，纯法学方法亦随之成为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方法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