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为台湾地区惟一“法定解释方法”。[16]个别大法官亦认为，“宪法制定者之意思，倘已明确表明时，在宪法目的所关联之伦理性原则未有变更之下，即应忠实予以反映，而不得另求其他……”[17]。然而，台湾地区所谓“宪法制定者之意思”却颇难琢磨：除1946年“制宪”外，台湾地区尚有数次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修改。1990年后，更是频繁出现所谓“修宪”，由于“宪法制定者”缺乏长远考量，甚至在短时间内反复更迭，“释宪”工作因此遭遇较大困难。此外，多数大法官曾认为，“宪法并非静止之概念，……，从历史上探知宪法规范性的意义固有其必要；但宪法规定本身之作用及其所负之使命，则不能不从整体法秩序中为价值之判断”[18]；也有台湾地区学者觉察到历史解释是一个具有时效性质的解释方法，当因时间流逝，使历史真实无法被获知或者制宪者主观共识演变为社会客观共识时，历史解释自应退出历史舞台{4}。对于两岸关系而言，不仅其历史渊源极为复杂，而且时效性强于政府体制与人民权利，因此，历史解释在两岸关系领域所能施展的空间就更为狭小了。

　　最早在两岸关系的解释中运用历史解释法的是“释字第31号解释”。该解释作成于1954年，与“制宪时刻”相去不远，因此，大法官在解释时得有效查阅制宪时的材料，以追寻“制宪”时之原旨。基于此，大法官将“五院制度”作为1946年“宪法”树立之本旨，认为“若听任立法、监察两院职权之行使陷于停顿，则显与宪法树立五院制度之本旨相违……”[19]，因此违背宪法基本原理，造成所谓“万年国代”的政治乱象，形成所谓“释字第31号解释”“法统”，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当局长期盘踞台湾地区，提供了所谓“合法性”基础。而至释字第85号解释时，距“大陆沦陷国家发生重大变故已十余年”，大法官不仅已经难以追寻所谓“制宪”者意图，而且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时，也无必要再去考虑“制宪者”“原意”。因此，多数大法官认为，“国家发生重大变故”这一情况，“实非制宪者始料所及”，但大法官并非要放弃历史解释，而是区分了“制宪”者的意思与“宪法”本旨。虽然“制宪”者的原旨已无参考价值，但“宪法”“设置国民大会之本旨”仍需尊重，两者并无矛盾。至释字第150号解释，历史解释出现错位。大法官既没有追寻“制宪者”之意思，又没有追寻“宪法”之本旨，而是追寻所谓“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本旨，甚至不惜按此条款含义解读“宪法”有关条文。而延至“释字第261号解释”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濒临被废止的边缘，大法官自然不会再去追寻其“本旨”。但大法官在该解释中，却又对“释字第31号解释”的“原旨”加以解读。认为该解释并无意使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无限期继续行使职权或变更其任期，亦未限制次届“中央”民意代表之选举。据此，大法官通过该解释废止“万年国大”，终止“释字第31号解释”的效力。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法学界存在“以大陆为中心”和“以台湾为中心”两条宪法学研究脉络[20]。在回溯历史时，究竟是以“大陆的历史”为准，还是以“台湾的历史”为准，台湾学者尚未就此形成共识，因而两条脉络在大法官“释宪”过程中均有反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两组大法官针对“释字第467号解释”所发布的协同意见书与不同意见书。“释字第467号解释”的起因源于所谓“精省工程”，其实质是“精省工程”之“合法性”，以及“精省”后台湾省之地位等敏感问题。1997年，台湾当局发动第四次“宪政改革”，决定“精简”台湾省级建置，停止办理台湾省长和省议会选举，台湾省由“地方自治团体”改为“行政院”派出机构。尽管已到“精到废”的地步[21]，但台湾省级建置依然存在，仍设省政府和省谘议会。因此，“精简”后的台湾省是否具有公法人地位引起争议。虽然多数大法官认为，台湾省不具备地域自治团体的公法人资格，但孙森淼和董翔飞、施文森两组大法官从历史角度出发，分别发布协同意见书和不同意见书，对多数意见提出异议，只不过两组大法官引以为据的“历史”有所不同。孙森淼持“以台湾为中心”的“宪法”史观，依次分析日治时期之台湾总督府、光复过渡时期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动员戡乱时期”之台湾省政府的地位、职权与功能，进而得出“台湾省政府具有中央派出机关之性质”的结论[22]。董翔飞、施文森则“以大陆为中心”，不仅在不同意见书开头便指明1946年“宪法”依据孙中山先生建国理念及其学说制定，而且引据1945年“司法院”在大陆作成的“院解字第二九九号”判例，说明法人与自治制度之建立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进而否定多数大法官的意见，提出台湾省仍为公法人的意见[23]。

　　由于两岸关系在历史上发生多次剧烈变化，单一历史事件或者“制宪”者原旨已经无法为大法官解释两岸关系提供所需的“正当性”，亦无法产生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大法官运用历史解释方法的实例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