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通过时效进行的这种“完全的法律上推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应当说，在一定的事实状态无争议地长期继续（时效期间完成）时，将该事实关系原原本本地视为正当的法律关系，更为适合真实的概然性。在考察时效的存在理由时，如果不仅着眼于在诉讼中出现的事例，而且一并考察虽未进入诉讼但在全体社会广泛存在的事例，毫无疑问，因时效而获得利益者，多数为真正的权利人和已经清偿的债务人，而所有这些人的利益正好汇聚成了时效所事关的“公益”。然而，因“权利推定”而使非权利人取得权利、义务人免除义务的情形也并不罕见。但这只能归结为“善良法律不可避免之弊”，断不会隐蔽“权利推定”时效制度的光辉。诚如Boissonade所言，“仅为绅士制定的时效的规定，可能被不是绅士的人利用，这是最完善的法律也不能避免的危险。社会的恩惠和神的安排一样，虽系为善而给予，但也可能对恶人有利。虽说恶人滥用自由可陷善人于困境，但若因此认为社会系为恶人而保护个人自由，是中伤。普照、温暖地球的太阳对恶人和善人都是有利的，因这个理由，说太阳是为恶人而生，是诽谤！”{12}187
非常有趣的是，按“权利推定”的时效观念，时效“可能被不是绅士的人所利用”（不法占有人取得权利、债务人免除义务）；而依“权利消减”的时效构成，“绅士”也可因时效而受保护（所有权人不能证明其权原、免责的债务人不能证明其已经清偿，直接援用时效拒绝返还或清偿）。如此看来，两种法律构成下的时效制度在效果上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问题在于，两种法律构成的出发点迥然不同：“权利推定”是“为绅士而制定的规定”（尽管“可能被不是绅士的人所利用”），与此相反，“权利消减”似直接“鼓励掠夺和不诚行为”（尽管“绅士”也可能因此而受保护）。“权利推定”与私权保护“相印”，极力凸显了时效的阳光面；而“权利消减”则与私权保护“离心离德”，集中暴露了时效的暗黑面。再联系受时效保护者多为权利人和已免责义务人之事实，可以说，“权利推定”的解释实事求是、古朴自然；而“权利消减”以例外（不法占有人取得权利、债务人免除义务）代替原则（保护事实上的权利人和已免责的义务人），舍阳光面而就暗黑面，以本逐末、喧宾夺主，其解释窒碍而牵强{23}。
也许是考虑到单纯“权利消减”之解释太过勉强，对时效采“权利消减”法律构成的绝大部分学者也未曾忽略时效克服（权利人和已免责债务人）举证困难的功能。《日本民法典》起草者之一梅谦次郎在《民法概要卷之一》中，一方面强调时效为维持社会秩序（即保护社会信赖和交易安全）的制度，另一方面亦非常重视时效克服权利人举证困难之功能{20}374。另一起草者富井政章在明治25年5月27日贵族院民法商法施行延期法律案一读会议上指出，取得时效为保护信赖长期占有者的第三人之制度，但在《民法原论第一卷总论》一书中，又将时效作为保障“法律生活安固”之手段，而所谓“法律生活安固”，正是指所有权的实际取得者、已清偿债务者从握有古老证据的原权利人的诉追下解放出来，以克服其举证困难{7}623。鸠山秀夫、我妻荣、于保不二雄等均在将维持社会秩序（信赖保护）作为时效主要理由的同时，将克服举证困难和敦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作为次要的、辅助性理由{8}588{24}。我国学者在探讨诉讼时效的功能时，基本上抱持着与我妻荣等日本学者完全相同的见解{25}。无独有偶，对时效采“权利推定”构成的学者中，在首先强调时效保护真正权利人和已免责的义务人、克服其举证困难这一功能时，不少人也借助了“权利消减”的解释方法。例如，Karl Spiro认为，消灭时效的首要作用是将表见债务人（如已经清偿的债务人）从本无理由的请求（如已因清偿而消灭的债权）中解放出来，除此之外也有使（真实）债务人免于受未预期或单纯危惧的（真实）请求权压迫的作用，以保护（真实）债务人之信赖并维系其安宁{14}26-29《德国民法典》关于消灭时效的立法理由虽立足于权利推定的思维，但同时指出：“于具体情形，若消灭时效于实体公正有损，即若权利人因消灭时效届满失却其本无瑕疵之请求权，此亦属关系人须向公共利益付出之代价。盖若权利人非于请求权之行使置若罔闻、消灭时效本无发生之由，故权利人于请求权内容之利益，实属微不足道，其因此付出之代价，亦难谓严酷也。”{17}91-92显然也将敦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作为了第二层次的理由。在笔者看来，在揭示时效的存在理由时，兼顾“权利消减”和“权利推定”两个方面看似周全，但由于“权利消减”和“权利推定”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注定兼容二者的解释不合逻辑，甚至可能“精神分裂”。事实上，首先将时效作为“权利消减”的制度，再辅之以“权利推定”之说明，仍不能从根本上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而首先将时效界定为“权利推定”的制度，再辅之以“权利消减”之说明也是牵强而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暗淡“权利推定”之光辉。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直接将时效作为“权利推定”的制度，以保护真实的权利人和已经清偿的债务人，免除其举证的困难。个别真实的权利因此而消减，可直接理解为为实现法律生活之“安固”而蒙受的必要牺牲。
